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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第二十一章&ldo;自然灾害&rdo;时期

到北京以后,饮食上由在四川时的几乎顿顿米饭,变成一半米一半白面,初时感觉不太适应。吃馒头总觉得不如吃米饭顺溜,好像有点噎嗓子。但不久就发现,更噎嗓子的棒子面窝窝头的数量增多了,相比之下,馒头成了上品,更不用说米饭了。伴随这种变化,我们听说,国家正经历着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在1960、1961、1962这三年中,&ldo;不够吃&rdo;成为一个流行的话语。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倒并没有觉得吃不饱,除了上述粮食种类的变化之外,突出的感觉是肉、蛋、豆制品等副食品显著减少,肚里缺油水,变得更馋了。我们几个孩子中,恐怕经常尝到饥饿滋味的是大弟弟世昕。他从小个子就长得高大,我上三、四年级时,他还在幼儿园,但个子已经和我差不多高了。在幼儿园中,因为食品短缺,所以一个年级的孩子不论个子大小,都是按同样数量供给食品。这样,个子大的世昕常常吃不饱。记得他和小弟弟每天傍晚乘幼儿园的儿童车一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ldo;我饿。&rdo;母亲照常会拿出一些点心给他们吃。他们跑到祖父、祖母屋里去问候的时候,祖母也总是从桌子旁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些点心给他们吃。那时,点心是按人定量供应的。对哥哥、姐姐和我,父母实行自我管理的&ldo;包干&rdo;制度,即按定量买来以后,由我们自己保管并自行决定在何时吃掉。而两个弟弟的定量供应点心,则由母亲管理。其实,父母的点心,也基本上给弟弟们吃了。母亲的一个表姐,我们叫表姨妈,居住香港,有时寄来一些侨汇券,可以在侨汇商店去购买东西。母亲买来点心,便分发给我们,她自己基本不吃。那段时间,母亲身体不好,还出现了浮肿,正是营养不良所致。祖父、祖母除了定量供应的点心之外,还可以去买高价点心,祖母拿给孙子们吃的点心,部分出自此。有一次祖父生病,在协和医院住院,放学后我去探视。进病房后,祖父笑着递给我一个小盘子,里面放着一块蛋糕。那是医院给高干病房提供的待遇,祖父留给我了。我迅即吃完。那是一块中间夹了薄薄一层果酱的分层蛋糕,今天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但在当时却觉得香美异常。这大概是我感觉最好的一次吃蛋糕经历。因为肉类极度缺乏,一些有条件的部委,便偶尔组织人到野外打猎。林业部有一次给家里送来半只野黄羊,就是打猎所获。见如此猎物送来,全家上下,情绪热烈。张师傅烹制以后,除了母亲和我之外--母亲天生不爱吃羊肉,我则被小时候在成都的那次变味酥油糌粑收拾得好几年不近羶味--其他人都足足吃了一餐。第二天,野味的火力上来了,两个弟弟都皮肤过敏,浑身起了无数红疙瘩,但大人们都无事。在那几年中,每隔一段时间,祖父就带全家去下一次馆子,补充点油水,解解馋,四川话叫&ldo;打牙祭&rdo;。那时不似今天,在外面吃饭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令人兴奋。主要去的餐厅是两家,一家是位于西单南绒线胡同里的四川饭店,一家是在北京展览馆旁边的莫斯科餐厅。两家餐厅建筑各异,菜味尤殊。绒线胡同里的四川饭店是在一座四合院内,古香古色;莫斯科餐厅开在哥特式的北京展览馆(1950年代为苏联援建,最初叫苏联展览馆,后更名为北京展览馆)的辅建筑里,欧洲风格。川菜是荤素搭配,麻辣酸甜,百味兼领;俄式西餐则是肉食为主,咀嚼为快,品尝次之。四川饭店的主厨是张师傅的师兄,祖父与之熟悉。祖父带全家到四川饭店兼有乡土情思。莫斯科餐厅的服务员是俄国人,表情中严肃和微笑杂糅,彬彬有礼,亲切而令人有距离感。在&ldo;自然灾害&rdo;的那几年中,我们虽然比原来更馋,但还有解馋之处,家里的生活状况比一般同学家要好得多。后来,再更多了解到一些地方的饥饿情境,真感到我们的生活好得令人不安。食品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学校和其他宣传场合被告知,除了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外,还是&ldo;苏联修正主义者&rdo;单方面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合同,并不讲信用地要求中国提前还债所致--我们的一部分农产品用来抵债去了。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夏季是经济走出低谷的转折点。暑假中,祖父、祖母到青岛避暑,张师傅跟去了,家里由母亲做饭。有一天,母亲上街去买来豆腐泡、萝卜、土豆、西红柿、还有一些肉,在砂锅里做成一大锅烩菜。那一餐是放开了吃,吃得真痛快啊!母亲说,可以买到好多菜了,豆腐泡是排队买的,不限量了。那年,市面上有大量的西红柿卖,价格便宜。坊间流传着一个对比:在苏联买一斤西红柿的钱,在中国可以买一麻袋西红柿--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苏修的日子一天天坏了。

第二十二章在颐和园避暑从1960年到1966年&ldo;文化大革命&rdo;爆发之前,每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都安排祖父避暑或疗养,避暑安排在颐和园、大连、青岛,疗养则去过广东从化。暑期到大连和青岛是哥哥跟着去的,冬季到从化则带了表妹王瑛。三次到颐和园避暑,我间或去住过。我因为在学校担任少先队干部,暑期常有一些事情,还要到业余体校训练,不便在颐和园长住,故常往来于颐和园和史家胡同之间。到颐和园门口,只要和工作人员说是去&ldo;介寿堂&rdo;(这是颐和园中避暑疗养管理处所在地),便可通行了。1960年和1961年的两次,祖父被安排住在颐和园长廊西侧,听鹂馆旁的&ldo;景致天成&rdo;,即门口有一块写有&ldo;怀仁憬集&rdo;的那个院子。现在那里已经对游人开放,有商店和喝饮料的场所;1964年暑期则住在长廊东侧的&ldo;养云轩&rdo;。这是一座门口有几节台阶的院子,圆月亮门两侧的石条上刻有一幅对联。上联是&ldo;天外是银河烟波宛转&rdo;,下联是&ldo;云中开翠幄香雨霏微&rdo;,横批&ldo;川泳云飞&rdo;。门前有一个种有荷花的小池塘。&ldo;养云轩&rdo;现在未对游客开放,是颐和园职工的休息场所。院内除了居室,还设有厨房,可以自家开伙做饭。如果自家不做饭,则可以到长廊北侧的一个院落--&ldo;介寿堂&rdo;中用食盒取饭。为方便起见,一般都采用后一种方式。在颐和园居住期间,祖父、祖母每日清晨都要&ldo;转山&rdo;。他们通常是由万寿山一侧沿山路上佛香阁、众香界一带,从另一侧下山,然后有时顺长廊、有时绕后湖回居所。那时,后湖的苏州街尚未重建,有残垣断壁,无楼阁店坊,更无今日隔栏售票之事,十分清静。祖父、祖母行于林间的时候,不时在松树边停下,深深地吐纳。他们喜欢树木,祖父在评价一个休憩地时常说的一句话是:&ldo;有大片树子就好。&rdo;他习惯把树叫做&ldo;树子&rdo;。晚饭后,他们总是在昆明湖边散步,然后回居所。逢星期日,父亲、母亲有时也会来。他们来以后,母亲主要是和我们一起在公园里转转,父亲则主要是陪祖父、祖母聊天。我们几个孙辈如果住在颐和园,有时也随祖父、祖母去转山。但他们走得慢,跟他们走一会儿,我们便忍不住了,跑开自己去玩,剩下警卫员跟在他们后面。那时,我们把山上的大路小路跑得烂熟。万寿山一带跑熟了,昆明湖南边和西堤的荒凉地带就成了最吸引我的地方。那时,那些地方没有现在的砖石铺设的大路,没有许多高大的树木,没有修缮完好油漆一新的建筑,没有修砌整齐的台榭,没有&ldo;水师学堂&rdo;、&ldo;耕织图&rdo;这些园中园式的景点,那里有弯曲的小路、芦苇、毛桃树,有许多色彩鲜艳而各异的小蜻蜓。那是游人很少去的地方,充满野趣。我们几个孩子经常跑到那边去玩。在那里,我发现毛桃树干的裂缝中渗出的树脂--我们叫&ldo;桃胶&rdo;--特别粘稠,而且可以采集到很多,这使我很高兴。我那时喜欢做一些东西,比如,矿石收音机、帆船、木手枪,常常需要把小木料粘起来,而商店里买的那种粘纸的胶水是粘不稳木料的。小学教体育的王仲生老师,教我用喷漆水(丙酮)泡破碎的乒乓球或废旧牙刷把,可以制成粘性很强的&ldo;化学胶水&rdo;。但是丙酮挥发性很强,瓶盖如果不严密(通常总不是很严密),不久就挥发掉了,制成的胶水结成坚硬的板块,无法使用,还要再用丙酮来溶化,造成浪费。发现桃胶以后,我想这下也许找到免费的优质胶了。我兴高采烈地采集了不少,把它们捏在一起,差不多有直径七八公分的球那么大。回到住处,我到厨房找了一个小锅,把已经开始干结的桃胶放进去,加上些水,想把它熬化成液体,以便日后使用。然而,一熬才发现,桃胶变得软软的,却粘性全无。这使我大失所望。后来,听大人们说,桃胶可以入药。现在想起来,熬过的桃胶如果入口,那口感可能和银耳羹有相仿之处。虽然寻找胶源失败了,但是我和弟弟们到昆明湖南和西堤去玩的时候,采集桃胶的兴趣仍然不减。从一棵又一棵树上发现桃胶,把它们抠下来,粘在一起,越集越大,本身成了一项可见到成果的游戏。这也许是向人的采集本性的一种复归吧。我们采集的那一大团桃胶,从颐和园带到史家胡同家中,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坚硬……1964年住在&ldo;养云轩&rdo;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那次,我和哥哥与警卫员张连奎住在院子西侧的房间。夜里,我在朦胧中忽然听到一声短促的拉开手枪枪栓的声音,睁眼看时,门开着,张连奎已经不在屋里。在史家胡同23号,我常去看警卫员们练习瞄准,看他们装卸手枪、擦枪。他们擦完枪装好之后,总要拉枪栓试一试。也许对拉枪栓的声音听多了,所以,我在朦胧之中听到这种声音,马上就警觉起来。我赶紧下床,趴在门槛边向外张望。外边静静的,没有什么异样。一会儿,张连奎回来了,手枪的机头张开着。他说,他听到外面有动静,吃了一惊,出去巡视了一圈,确信没有问题。经此一折腾,睡意跑了,我又和他聊了一阵才睡。想起来,当警卫的人真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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