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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2]《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在&ldo;军事形势综述&rdo;中指出：&ldo;1995－1996年军事形势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主要国家开始在质量建军的框架中，突出&lso;高技术建军&rso;。&rdo;美国以实现战场数字化为目标，确立了高技术建军方针；日本拟定了新自卫队整备大纲，要求建立&ldo;精干的高技术化的军事力量&rdo;；德国提出&ldo;德尔斐报告&rdo;，谋求在8项尖端技术上实现突破；法国为提高军队&ldo;技术素质&rdo;，推出改革新方案；英国和俄罗斯亦有所动作；一些中小国家也竞相采购先进武器，力图使军队的高技术水平&ldo;一步到位&rdo;。（《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p2）

不可否认，军事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基石，但它无论如何不能被看做是军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这一狂飙突进历程的第一步。军事革命的最高体现和最终完成只能归结于军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仅只停留在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变革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上。军事思想革命，说到底是作战样式和方法的革命。军事技术革命也好，编制体制改革也罢，其最后的结果都将落脚于作战样式和方法的改变。只有这一改变的完成，才意味着军事革命的成熟[3]。如果把军事技术革命称作军事革命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次革命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军事技术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为新阶段的开始做了充分的铺垫，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一阶段进行思想作业的人出了难题：军事技术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范围选择手段的同时，必将使你在同样范围内受到这些手段的威胁（因为垄断一种技术在今天远比发明一种技术要困难得多）。这些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于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无边无际，真正让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胁的存在以外，却很难一下子弄清楚‐‐威胁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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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那种把军事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看法之外，许多人更愿意把军事革命看成是新技术、军队新编制和新军事思想结合的产物。如，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迪文&iddot;麦兹和詹姆斯&iddot;凯维特在他们的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中谈到，&ldo;所谓军事革命，就是在军事技术、武器系统、作战方法和军队组织体制诸方面同时而相互促进的变化，使军队的作战效能发生一次飞跃（或突变）&rdo;。（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军事革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托夫勒把军事革命与文明的更替等量齐观，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

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ldo;亚战争&rdo;或&ldo;类战争&rdo;[4]，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iddot;索罗斯、本&iddot;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彰晃、凯文&iddot;米特尼克[5]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或&ldo;金新月&rdo;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飞机、大炮、毒气、炸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分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等于是强迫它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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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赵英《新国家安全观》。

[5]乔治&iddot;索罗斯，金融投机家；本&iddot;拉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埃斯科瓦尔，恶名远扬的毒枭；麻原彰晃，日本邪教&ldo;奥姆真理教&rdo;教主；凯文&iddot;米特尼克，著名电脑黑客。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稍微撕开一点视野，我们便会看到，基于地缘概念的国家安全观已经明显过时。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已远不止是敌对势力对本国自然空间的武力侵犯。在数月之内货币贬值百分之几十、经济濒临破产的泰国和印尼，与被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双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国家安全指数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没有多少差别。就连冷战后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意识到了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敌人最多、所受威胁也最多的国家，在连续几个财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中，除了把&ldo;敌视美国利益的地区强国&rdo;列在十种主要威胁的首位外，还将&ldo;恐怖主义；危及盟国政府稳定的颠覆活动和无政府状态；对美国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威胁；非法毒品贸易；国际犯罪&rdo;，都指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因此扩大了对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间的搜索范围[6]。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7]。这种&ldo;泛疆域观&rdo;，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ldo;泛疆域观&rdo;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这是一种把传统的领土疆域概念提升为国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ldo;大安全观&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