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必寿称吴悠为“省领导”纯为调侃,指她在省直单位当个小主任。初到县里时,黄必寿对吴悠发表高见,说吴副县长你的名字不错,但是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吴悠不禁发蒙,问黄县长这话怎么讲?黄必寿说上边强调咱们各级干部要有忧患意识,你是省领导,公然唱反调,无忧无虑,哪有这么快活的?
他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失望。吴悠到来时,一看她是女的,来自省农科院,黄必寿就摇头,偷偷跟市委组织部的人说:“怎么给我一个花瓶?漂亮有什么用?又不是自己的老婆,能拉上床?她会干什么?帮我们从上边搞钱,还是到下边捉贼?”挂职副县长不从县里开工资,但是县里也不是没有负担,生活要安排,车辆要保证,办公室和办公桌也不能少。作为县长,黄必寿当然希望投入产出能够平衡,最好略有盈余,如果吴悠来自省财政厅,或者交通、建设、水利以及其他管人管事管物管钱的强力部门,他肯定格外欢迎。
黄必寿很绝,他没有按通常做法,调整县长们的分工,划出一块让吴悠分管,而是宣布让吴悠“全面配合”县长工作,什么都管,其实什么都管不了。他也不给吴悠车,只说目前县里车辆不够用,吴悠工作用车由县政府办负责保障,随要随调,县政府没车,从下属单位调,实在不行就调他的县长专车,务必保证。说起来极有诚意,实际上很虚。他还说这只是“临时措施”,最终得设法给吴副县长配一部工作用车,吴副自己能不能也想点办法?从省里弄点钱,不足部分县里再想想办法。说得冠冕堂皇,意思其实很明白:不能让吴悠太舒服了,得逼“省领导”去省里搞钱。
有一天晚上,县长们开会,散会时吴悠问黄必寿:“县长有时间吗?”
“有事?”
“给你提个意见。”
黄必寿表情有些惊讶,看了吴悠好一会儿,点头道:“你讲。车的事?”
那时人都走了,政府会议室就他们俩。吴悠说她到县里是来工作,不是来计较坐车的,那些事听从县长安排,怎么都行。今晚她是要对县长的语言文明提点意见。县长是一县之长,政府主要领导,公众人物,在一个严肃的场合,对待一项严肃的工作,哪能像个鱼贩子似的一嘴腥气。
黄必寿大笑:“又是哪句话冒犯你了?先进工作者?”
那天晚上县长们开会,研究的是五一节表彰劳动模范的事情。名单里有一个中学老师,黄必寿问:“是不是县医院那个女医生的什么,先进工作者?”有知情的发笑,说没错,县长记忆真好,就是他,女医生的前夫。吴悠有些纳闷,插嘴问谁是先进工作者,这男老师还是那女医生?大家即笑翻了。黄必寿说吴副你怎么搞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你还不知道谁进谁的?
原来他们说的话涉黄。医院女医生嫁过两个丈夫,前夫自然是“先进工作者”。进哪去呢?搞什么工作呢?可以意会,不必言传。
吴悠正式地提意见,黄必寿当然也得正式回应。他说:“吴副县长意见提得好,接受批评。吴副县长你去准备几个口罩,今后开县长办公会,谁的语言不文明,你给谁戴上,处罚,我批准啦。”
吴悠说:“县长我是认真的。”
“我也挺认真的。”他说,“有一点你注意:你从省城科研单位来,基层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太适应。这跟你们省里不太一样,有些时候你也得谅解,明白吗?”
他说自己“嘴是臭的,心是好的”,还问吴悠是否清楚他本来干些什么,吴悠说她听说过一点。黄必寿笑,说他相信吴悠听到的不止一点。他是干什么出身的?阉猪。他没卖过鱼,但是阉过猪,叫“做过生猪的计划生育工作”。这种工作文明程度有限,吴悠不要对他抱太大希望。
吴悠很清楚,其实黄必寿不像他自称的那么寻常。这人三十六七,比吴悠大不了几岁,已经当了县长,如果光会阉猪讲黄段子,他肯定还在乡间各猪圈间溜达,轮不到他来主持县政府办公会。这人不时卖弄自己的乡村背景,其实并非农家子弟。他不是本县人,出自邻县一个普通农技人员家庭,父母都是中专农校的毕业生,小知识分子,在乡村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黄必寿自己受业家传,乡村中学读完高中后,考入省农业大学,读的是畜牧专业。毕业后他给分配到本县,去了一个乡畜牧兽医站。他自己说过,当时他的伟大理想就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县城的生猪育种场谋得一份工资。但是不行,别人比他有办法,留在家乡,他给调到外县,举目无亲,还下了乡镇。乡畜牧站条件很差,设施简陋,大学里学的东西在那里不太有用武之地,他便自学成才,跟乡间游走兽医学了一手阉猪技术,不时拿出来为农民服务,竟颇受欢迎。几年后他当了畜牧站站长,然后当科技副乡长,乡长,一步步上升,直到现在。
后来吴悠跟这人熟了,也比较友好了。有一次因为一件什么事恼火了,吴悠在一张纸上写了“劁夫”两个字,隔着会议桌递呈县长阅示。黄必寿装傻,说吴副是研究生,认的字可真多。这个字挺面熟的嘛。怎么读啊?什么意思?是古时候上山打柴的那种职业?吴悠说打柴的叫“樵夫”,人家拿的大柴刀,不像你。你拿的就一把小刀,但是下起手没一刀不见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