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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第1页）

林甘泉：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把他放在二十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史学家，又是革命家。对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他本人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而且也关系到中国二十世纪整个学术史、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目前的学术环境为客观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

瞿林东：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ldo;反思&rdo;，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ldo;知人论世&rdo;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杨天石：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龚书铎：今天研究郭沫若，应当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终归离不开评价，而评价就要求实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马书生，是文化战士，很有号召力。现在有的批评文章对郭沫若的学术人品持否定态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

王戎笙：即便在台湾的学者中，郭沫若有关古代史研究的著作还是必读书。有的人以骂倒名人来出名，用伪造的、不实的资料干扰郭沫若研究，对青年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郭沫若的成就要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要通过他的著作的初版本来了解作者原貌，同时也要注意通过初版本和不同时期的修改本的对照来研究郭沫若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郭沫若一次得意的演讲

作者：师文

1944年12月30日，法国名作家罗曼&iddot;罗兰逝世。翌年1月4日消息传到重庆。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到郭沫若赞同，又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把日期和会议程序定了下来。

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大会主席宋庆龄宣布开会，戏剧家洪深任司仪，监察院院院长于右任致开幕词。法国参赞叶里赛夫作为生前友好报告罗曼&iddot;罗兰生平。接着就是郭沫若演讲。

郭沫若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骂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

那个何应钦呢，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白白胖胖一身肥肉，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

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ldo;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老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rdo;

关于郭沫若&ldo;抄袭&rdo;说与&ldo;焚书&rdo;说

作者：翟清福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ot;文化大革命&ot;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ot;焚书&ot;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ot;抄袭&ot;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ot;抄袭&ot;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书比钱书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ot;相同文字&ot;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ot;抄袭&ot;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ot;刘向校上奏&ot;语，在梁书中称&ot;刘向《叙录》&ot;;《系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