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还没转正呢,”他拍拍自己的胸脯,豪情万丈,“但我肯定能把他迷得不要不要的。”
“对方怎么样?”
徐衍昕想了想,“个高,身材好,长得好,腿贼长,就是嘴有点刻薄。”
“挺好,治你这傻气。”
“叔,你呢,有没有什么好事情?”
薛志弯腰浇花,道:“明天开庭,终于可以不用听你在我身边叽叽喳喳了。”
“叔,你真的……”
薛志扫他一眼,“你怎么来的?坐出租来的吧?从市中心打到这里,少说两百,也是笔不小的开销。而且我看你也从来没为钱的事紧张过。”
“小徐,明天你别来法庭,我不想见你。”
第56章
像徐衍昕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从诞生起,生命旅程于他而言就是一场磨难。
不知是从何而起的力量,让他没有被这个奉行淘汰理论奉行动物法则的世界同化。然而纵然他半傻半纯,薛志的事仍然剥夺了他为数不多的希望。法院是个很神圣的地方,虽说法律不是正义,然而徐衍昕一直将法律当作是行使正义、取得公正的武器。犬儒主义尚且能用的武器,他怎么用不得?他要用得比谁都得心应手。
然而,当薛志站在被告席,一连说了三遍“是我做的”后,他方才懂得这世间大多的正义,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薛志的背佝偻,他的脸苍老,他的眼睛浑浊。
唯独他的声音洪亮。
他想起大学时观看的辩论比赛。论题是那个著名的两难问题,你是列车长,列车失控,只有两条轨道,你会选择撞向一人的轨道,还是五人的轨道。前提是不可能暂停,必须做出选择。
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问题,辩论队的选手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唇枪舌战,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一个被估量计算的数值。
当时江屿站在“牺牲少数人未必正义”的立场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对方辩友要谈论人的社会效益,那么五位垂垂老矣的人和一位年轻力壮的人,谁的价值更高呢?五位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和一位怀孕女性,谁更值得被拯救呢?当社会为了多数人开了先河,给少数群体施加暴力时,这绝不是公正公平的名号,不过是打着人多势众的暴力行径,不仅藐视法律,更蔑视人性的道德。”
对方辩友一噎,出言讽刺,“然而生活就是要有所选择,你到底选择哪一边呢?”
江屿笑答道:“一个被迫选择的列车长,不论选择哪一边,都不过是可怜的不幸者,往后的生命都被逼携带着他人生命的罪孽。而一个满心社会效率价值的刽子手,不论选择哪一边,都将失去自己为人的价值。”
他云淡风轻地把对方辩手驳得面红耳赤。
那时徐衍昕作为数学系的观众,依稀听到隔壁的女生悄声说“真帅啊”。
的确,江屿做任何事,都有一股闲云野鹤的风范。他并非真的不在乎,若不是徐衍昕知道他要靠实践分拿奖学金,恐怕真会信了他不过是来玩玩的说法,江屿打架、犯规、比赛,都透着股漫不经心的调调,他永远不会说,他必须要赢。他会怀着满腔的野心,精心地准备,却摆出一个毫不在乎的姿态。就像毒蛇捕食野兔,双眼紧缩,却不紧不慢地游走在草丛的阴翳中。
江屿好像天生善于辩论,巧舌如簧。而徐衍昕却是那个始终惶恐难安的不幸者。拿了奖金,江屿带他去吃火锅,见他闷闷不乐,便说:“你还在想那个辩题?就是说着玩的,别当真啊。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一切没用的论题,都将成为隐形的法则。比如当自动驾驶普及,当它失控时,在无法避免的两难境,就会被逼做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人提前输入的,人要输入什么样的法则,而这样的法则又包含了人怎么样的潜意识?”
江屿看了他眼,“你说得对。但这样的事,轮不到我们俩大学生去思考。走了,带你吃好的。”
江屿的确没说错,身为学生,他们的确不具备多少改变的权利。
那时的他也多少有点天真,心想,这种困难的事,交给别人思考即可。他暂且先过着平淡顺利的生活。然而几年过去,当他们用法律作为武器,作为谋生的工具,走得越高,越知道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权利。江屿并不打算为难自己,任何案件都无法动摇他的理智。而徐衍昕却不可避免地责怪自己。
就如同杨绛在《老王》中写: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他的愧怍,或许才是他无法背离初衷的源头。
判决来得很快,薛志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观众席上来了不少同村的村民,他们静默无声,唯有薛婷一人哭得歇斯底里。这个被指控欺骗村民,不顾村民安危排放污染的人,却被所有含泪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那么蹊跷,那么古怪,然而又那么合理。瑞鑫的一众律师围着张安,祝贺他,向他道喜,称他这一仗打得很漂亮,称他用流利的法条问得对方语无伦次。唯独江屿坐在徐衍昕的身侧,没有动。张安透过人群,遥遥地望来。
那是一种质问的眼神。徐衍昕没忍住,挣脱了江屿的手,径直走了出去。于情于理,江屿都该为了瑞鑫的胜利而欢呼,不该坐在他身侧承担这一失败者的角色。或者说,今天的审判,于徐衍昕前几日的欢欣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