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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7章 最终审判（第2页）

李元焯做了个手势：“哎，打住，打住！小姑娘，我可不是乾隆爷啊！”

小宁连连点头：“知道，知道，你是省委书记，算封疆大吏，可你身边还得带几个随从！你得用人，用武艺高强的能人！”她迅速摊牌了，“李书记，你看我跟着你去微服私访怎么样？就扮你的书童！仗剑行天下，尽扫人间不平事，岂不快哉？”

李元焯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罢，拉着小宁的手说：“行了，行了，小姑娘，先让黄书记和岳检察长给你买把好剑，你再练一手斩妖除魔的好剑法，再然后，你再和我一起去快哉吧！”

黄玉禾和岳清兰也都跟着笑了起来，屋里的气氛因此变得轻松多了。

岳清兰得知李元焯从南四矿过来，怕李元焯还没吃饭，要李元焯一起在这里随便吃点。李元焯说，他在南四矿一位老矿工家吃过了，要岳清兰和黄玉禾继续吃。岳清兰和黄玉禾哪能让省委书记干坐一旁而他们潇潇洒洒继续吃饭，便也不吃了，匆匆收拾了桌上的碗筷，把小宁赶到自己房间写作业，泡好茶，端来水果，陪李元焯聊了起来。

李元焯便从在南四矿吃的那顿无法下咽的晚饭聊起，深深叹息说，彭城南部破产煤矿的失业矿工活得真是太艰难了，潜在的社会危机真是太严重了！一再夸奖黄玉禾这个分管破产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是个明白人，有危机感，有[***]人的政治良知，心里有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填饱肚子，知道这是个天大的事情！

说到激动处，李元焯站了起来：“玉禾同志，前些时候我在一些同志面前说过这个问题：因为要填饱肚子，老百姓才跟着我们党闹革命，宁徽一帮农民同志才为我们这场改革破了题！现在改革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历史路口，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来，不能总呆在办公室里研究来研究去！所以，尽管春节之前省里的事很多，我还是抽空悄悄来了！来之前我和周省长说了，这回我不听任何人的汇报，就是要亲身体验一下彭城南部矿区的这种贫困，看看到底怎么解决！”

黄玉禾笑道：“李书记，这种贫困还用体验？您是不是被底下干部骗怕了？”

李元焯感叹道：“真是被骗怕了，我现在是好事不敢相信，坏事也不敢全相信！刚才你们家姑娘要我贴上假胡子去暗访，不瞒你们说，这事我还真干过！去年秋天查省城郊县的一个吹牛不上税的县委书记，我就贴上假胡子，扮成个海外客商去和他周旋了一通，让这位县委书记为他所有牛皮上了税——撤职罢官！”他摆了摆手，“继续说正题吧！本来节前周省长要代表省委、省政斧到矿区慰问，但萧宸书记那天回江东知道以后，说了句话，我感触很深，他说‘慰问能把贫困问没了，我愿意天天满江东慰问去’，当时我没表态，因为太有针对感了。但今天我下了决心，我刚才在路上给周省长打了个电话，让他和省里任何领导都不要来了，不要再作这种节前访贫问苦的政治秀了，要切实解决问题！再有就是，唐旭山同志到了民政厅以后，工作力度比较大，已经千方百计筹措了一亿多资金，加上这次萧宸书记回京，帮他去发改委跑了一趟，还真把中央那部分争取到了，这样加上中央配套拨款就是两个多亿了。有了这笔钱，我心里也才有个底，彭城南部煤田失业矿工家庭的最低社会保障问题，必须头一批优先解决，节前就动起来！”

这下子黄玉禾激动起来：“李书记，这可太好了，其实早就该这么办了！余可为上次来彭城时，我还和余可为说过：彭城南部煤田失业矿工家庭的普遍贫困有特殊姓，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关井破产造成的，贫困人口又很集中，潜在的危机就超过了一般的城市贫困家庭。我们就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也必须优先考虑！可余可为没当回事，上完报纸，上完电视，只给了一百万就应付过去了！”

李元焯书记倒是挺客观，说：“玉禾同志，这个倒不好怪余可为，尽管余可为[***]掉了，马上要开庭公审，可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我省别看整体还算比较发达，可是南富北贫，总是苏南补苏北，财政其实也很紧张，这次是停了省委宿舍区的二期工程，才挤出了点钱，事实上当时余可为能批一百万也已经不错了！”

岳清兰附和说：“是，是，李书记，这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嘛！”

李元焯又说：“实事求是地说，余可为在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些脑子的，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一个方案：将来彭城矿务集团搞股份制改造时，拿出一部分股份划入社保基金，我和周省长觉得是个好思路，而且萧宸同志也对这个方案很看好，萧宸同志是干什么出身的，这个你们都知道，改革、改制，这是他擅长的东西，他一同意，我们也放心多了。另外，旭山同志还提出，可以考虑由政斧出资买下一些公益姓岗位，变生活保障为职业保障。我这次暗访时了解了一下，失业下岗的矿工同志们都很乐意啊，说是只要代交养老保险，每月二三百元就成！”

黄玉禾更兴奋了：“李书记，那我们就这么办起来嘛，春节过后就试点！”

李元焯应道：“可以，就在你们彭城先搞试点！”指点着黄玉禾，又批评说，“你这个破产书记以后也要多动动脑子啊，不能就满足于当讨债鬼嘛，见谁赖谁！”

这批评不无道理，黄玉禾挺不好意思地笑了：“是，是的，李书记！”

岳清兰插上来说：“李书记，你不知道，我家老黄不但是讨债鬼，那一急起来，整个就像一疯狗啊，逮着谁咬谁，连我也被他咬过！不过，这话将心比心说回来，老黄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李元焯这才说起了岳清兰，说得很动感情：“清兰同志，玉禾同志这个破产书记当得不容易，你这个检察长当得就更不容易了！余可为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还是‘八一三’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组长，又是从彭城上去的干部，在彭城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办案的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可你这个检察长有立场，有原则啊，只唯法，只唯实，忍辱负重，千难万难，到底把案子办下来了，也让余可为这个[***]分子彻底暴露了！我和省委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你和彭城市人民检察院请功哩！”

黄玉禾听得这话又有些冲动，似乎想说什么，却被岳清兰的眼色制止了。

李元焯是个明白人，马上笑了：“玉禾同志，你又想说什么啊？是不是想说：既然我和省委知道咱们的检察长这么难，为什么早不把余可为拿下来？是不是啊？”

其实，这话不但是黄玉禾想说的，也是岳清兰想说却不便说的。

李元焯自问自答道：“余可为问题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中央和省委对余可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和省委不能仅凭社会上的议论就随便向中央建议撤换一个副省级领导干部。你们别看萧宸同志一直严格地坚持着原则，其实就是萧宸同志，在最后一刻还在祈祷余可为不是真的[***]掉了……清兰同志，你能体会省委的苦心吗？”

岳清兰想想也是：别说李元焯和省委，她和检察院不也是到最后一分钟都悬着心吗？没从周秀英租用的保险箱里找到余可为的假护照之前，谁敢认定余可为是个犯罪分子？于是便恳切地道：“李书记，确实是这个道理！不瞒您说，当我们的反贪局长从穗仙给我打电话汇报时，我一颗心都提到了喉咙口上，就怕搞错了！”

李元焯愈发动情，拉着岳清兰的手说：“清兰同志，你真了不起啊！你的事迹我过去不太清楚，余可为不可能向我汇报你的事迹，萧宸书记碍于形势，当时也不好多说。我是最近才听省检察院丁明检察长和省政法委的同志们介绍的：那天夜里在加油站，面对苏全贵的枪口、炸药，情况那么危险，那么紧急，你挺身而出，化解了一场灾难，有勇有谋啊！哦，对了，怎么听说你还在我们的法庭门口被坏人刺了一刀？凶手现在抓住没有啊？”

岳清兰苦笑道：“听刑警支队同志说，前天抓到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竟是一个外地民工，和‘八一三’大案没任何关系，有人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为了这一千块钱就捅了我一刀！幕后指使人到底没找到，那个民工是在街头认识指使人的！”

李元焯一声叹息：“清兰同志，让你受委屈了，真不该让你流泪又流血啊！”

岳清兰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李书记，有您这句话，我……我就知足了！”

李元焯却摇起了头：“这么容易满足啊？没这么简单吧？清兰同志，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听你诉诉苦，甚至听你骂骂娘！说吧，有苦诉苦，有冤伸冤！”

岳清兰觉得机会实在难得，便也和面前这位省委书记交起了心，不过却没谈自己的事：“李书记，难过的事都过去了，苦也好，冤也罢，我都不想说了！有个同志我倒想提一下，就是市委书记唐旭山同志。没有市委和旭山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八一三’大案很难办下来，可省委最后处理时，还是把唐旭山的书记撤了！其中内情我知道：主持干部处理的是余可为，旭山同志在办案过程中顶住了余可为的压力，余可为就趁机整唐旭山，而市长林森一直听余可为的招呼，所以，只给了个记过处分！李书记，我真不明白省委是怎么把握的，唐旭山同志冤不冤啊！”

李元焯轻声叹息着，缓缓点着头：“是啊，是啊，清兰同志，你这话不是没道理，唐旭山同志的情况，在对他做出处理之前，萧宸书记亲自找我谈过一次，我也知道唐旭山是个好同志，在坚持原则、支持你和检察机关依法办案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而现在到省民政厅这一个月干得也很不错嘛，筹资力度不小，提出了扶贫解困的新思路。刚才我说的变生活保障为职业保障就是新思路嘛！那么，旭山同志冤不冤呀？好像有点冤。但是，清兰同志，另一个事实你也不要忘了，旭山同志毕竟是彭城市委书记，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必须对这场发生在自己辖区的严重灾难事故负责任，这和余可为的关系并不大！余可为是不是想整旭山同志啊？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当然想整，不整才怪了！可这并不是当时省委处理唐旭山的主要因素。至于林森同志，也不能说就是余可为保下来的，暂时不撤林森的职，我和省委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林森同志到彭城任职的时间比较短；二、如果把市长书记两个一把手同时拿下来，换两个不熟悉情况的新同志过来，对彭城的稳定恐怕不是太有利吧？！”

岳清兰觉得李元焯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心里虽然仍不太服，却也不好争辩了。

李元焯又缓缓说了下去：“清兰同志啊，你对旭山同志的公道评价和正义感我能理解，可我也希望你对省委能有份理解。我在金宁兼任市委书记时，去看望陈老省长，陈老省长和我说起过这么一件事：那是战争年代，有个连队奉命守一座山头，一百多人打得只剩下连长和八个带伤的士兵，连长违令退了下来，下来后就被军部下令枪毙了。奉命执行枪毙任务的是陈老省长。陈老省长和我说，面对这位受了伤，浑身是血，军装被战火烧得四处焦黑的连长，他真下不了手啊，可怎么办呢？这个人丢了阵地，只能执行战场纪律！这位连长冤不冤啊？也冤啊，可不这么做就不能令行禁止！其他连长、营长们还会在以后的战斗中丢阵地，丢山头，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现在尽管不是战争年代了，但不等于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不负责任！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个说法，就是交学费，我们学费交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交下去了！国家和人民没有这么多的银子让他们这样交学费了，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人对它负责，就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