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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ot;自由7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

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

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判你画者的死命了。&ot;2自从鲁迅参加《自由谈》的短评，这一副刊，就生气勃勃，为国人所注意，尤其是青年读者。那一时期的《自由谈》，可以说是继当年的《学灯》、《觉悟》，成为领导思想动向的灯台了。鲁迅的稿子，既这么引起读者的注意，政府检查员那就格外注意他的文字了。如鲁迅所说的：&ot;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今年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

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査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ot;3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编者，刊出了&ot;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ot;的启事，外间的压力便更强了。鲁迅曾在《准风月谈》的前记中说:&ot;我的谈风

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39;杀人放火，。其实，以为4多谈

风月，，就是&39;莫谈国事7的意思，是误解的。&39;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ot;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彝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

他的幌子。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

1《鲁迅全集》第4卷，第421页。同上书，第422‐423页。3同上书，第424页。

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39;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鸣鸣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ot;1这是他在写稿中的真实

遭遇。

鲁迅曾在一篇《从讽刺到幽默》中说:&ot;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迎出来，又用了他们

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ot;2他写杂文所碰到的敌人就是如此的。《自由谈》那么小小的副刊，在那时期却十分热闹，影响非常之大，我们且

看《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二书那两篇长长的后记，就可以了解他当时所处

的环境，以及他那些杂感文所激起的反应〈若不重看他的《后记》，几乎记不起当年文坛一些重大的事故了人

那是&ot;法西斯狂&ot;渗透到文艺界来的时期，蒋介石正在羡慕他的西方伙伴

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神武，他的党徒也开始要送他到高高在上的神龛去。所谓新生活运动，除了四维八德那些口号以外，加上了对&ot;委员长&ot;的肃然起敬，只要有人说到&ot;蒋委员长&ot;，就得立正一下。也许被&ot;棒喝&ot;二字所鼓舞，他们也要表演恐怖统治的威力。《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和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杨杏佛，就在那一时期被暗杀的。牛兰夫妇、陈独秀、丁玲，都是那一时期被捕的（那时，外传丁玲巳被处死，笔者有一天，忽接鲁迅来信，信中附了一首悼丁君的诗：&ot;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ot;刊在《涛声》周刊上。其实丁玲并没有死，不久便出狱了：）。此外还有

更精新的&ot;全武行&ot;，艺华影片公司的沪西摄影场，曾被&ot;影界铲共同志会&ot;捣毁，&ot;暴徒&ot;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并散发纸印刷小传单和一种油印宣言，其他&ot;联华&ot;、&ot;明星&ot;、&ot;天一&ot;等公司也被恫吓，如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

烈手段应付。同时他们警告各电影院，拒演田汉、沈端先（夏衍：）、卜万苍所编导之影片，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及光华书局也先后被捣毁被恫吓，他们还捣毁了《中国论坛报》的印刷所。他们警告各书局，不得刊行、登载、发行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看起来颇像棒喝团起义的镜头了。实际上，乃是政府当局所指使，由张道藩主其事，王平陵为官方发言

人。我们把这一线索看明白了，就可以体会到那一时期鲁迅杂感文所批评的对象，以及骨子里的含义了。

当时，有一批从共方&ot;感化&ot;过来，成为政府的特务文人的，他们办了一种《社会新闻》，不时有惊人的&ot;异闻&ot;。有时说鲁迅、茅盾是《自由谈》的台柱;有时说黎烈文拉曹某入&ot;左联&ot;;有时又说《自由谈》态度转变，左翼作家纷纷离沪;说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往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这些消息，后来看看十分可笑，但他们却以为是文化战斗的好手笔。鲁迅呢，他也幽默得很，就把这些材料，以类相从，整理成为一篇《后记》，使那些攻击的人哭笑不得。他曾经有过一段极诙谐的话：&ot;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巳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39;完全为了一条尾巴&39;。&ot;1《准风月谈》的&ot;内容也还和先前的一样，批评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始倒还平安无事。然而&39;江山易改、秉性难易，，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的《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

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ot;2那一时期，他所讽刺的，已经不是梁实秋、陈西滢，而是曾今可、王平陵、杨邨人、施蛰存了。

有人说，鲁迅在上海时期的领导工作（他自己并不愿处于领导地位，同时&ot;左联&ot;也不让他去领导，直到他死后才奉他为神明，好似他是那时期的领导者），以为他对于&ot;第三种人&ot;的攻击，也是一场重要的争辩。鲁迅的文艺观，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文及演讲中看到。他认为&ot;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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