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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如前所述，《寻常往事》本来只是打算写给亲友们看的，没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变想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学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为熟悉，知根知底，我们有时也聊到一些&ldo;前朝旧事&rdo;。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应该写点什么给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们社会学者常常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史，我们自己的生活史为什么不能也让别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过我正在写一些回忆祖父、祖母的东西，但我的稿子没有给他看过，所以他虽然使我动念，但对于本书他没有任何&ldo;责任&rdo;。

另一个，也是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推动的人，是有多年编辑出版经历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养伤期间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学前辈潘光旦先生的书。这本书作为北京硕良公司策划的&ldo;背影丛书&rdo;之一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和策划者、出版者交流的过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对方的兴趣。她随即向我转告出版者的兴趣并动员我写一本和祖父有关的书。我告诉她，我倒是写过一些片段，但都是&ldo;寻常往事&rdo;，甚至是琐事，并夹杂自己的学术习惯带来的引证，不适合广大读者口味。她坚持要我寄两篇给她看看。我寄去了两篇，一篇是日常琐事，一篇则多有枯燥的引证。不料她认为很有意思，并把稿子转给了编辑吴超先生。同样，稿子得到编辑的认可。既然如此，就抓紧写作吧。

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过去听父母讲过的事，我又向父亲、母亲进行了核实；有的事情的时间，记不大准确的，我和世昭、世旭、世昕、世宽在家庭聚会时共同回忆确认过；书中的照片，有多幅是世昭提供的；祖父的年谱，由我和世宽共同编写；已经被拆掉的旧居的草图由世昕绘制。这个大家庭的和睦，令我心情舒畅。

根据吴超先生的建议，祖父写的回忆文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作为附录收入到本书中，以便于读者对祖父有更多的了解。这篇文章完成于1962年1月，最初刊登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1979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祖父的一部文集，文集的名称就取用了祖父这篇回忆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则被作为首篇选入。在这部文集出版之际，父亲写了一个&ldo;后记&rdo;。本书也将这篇&ldo;后记&rdo;作为附录收入。

作者（2009年1月26日，春节）

重庆戴家巷（1）

我1951年5月出生在重庆。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内的戴家巷。我出生后一年，即1952年，父亲去了北京。1953年，母亲带着姐姐也去了北京。哥哥和我就留在祖父、祖母身边抚养。祖父是因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而来到重庆的（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953年初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后者撤销于1954年，这段时间我们家一直住在戴家巷15号。此后，祖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随祖父、祖母来到四川省会成都。

父亲和母亲离开重庆时的情景，我很小就顽固地坚持认定我有记忆。我说，我记得父亲走前拍了我的屁股一下，母亲走的时候我到了码头。别人不信，说母亲走时你两岁还可能记点事，父亲走时你一岁是不可能记事的。后来想这事，究竟是有记忆还是后来建构的情景是搞不清楚的。但即便有后来的建构，建构者是谁呢？我仍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回想起来，我自己、祖父、祖母、带我们的保姆，都应在其中。他们都常常提到父亲和母亲。1955年，祖父、祖母带我和哥哥到北京来短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点没有觉得与父母有生疏感。

重庆是山城，戴家巷位于山坡上，从家中可以俯瞰嘉陵江。据母亲讲，我出生的那天，天上雷雨闪电，嘉陵江涨水，祖父说，&ldo;这孩子该不得要生了吧。&rdo;果然，当天夜里，母亲腹痛，送到医院不久，我便降生了。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并且有一段时间和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有时逗我玩时就说，你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是大水把你冲来的！

又添了一个孙子，祖父、祖母自然高兴。据父亲不那么确定的回忆，我出生后正好有祖父的一个朋友来访，此人广交游，带有几分江湖气。我的名字刘世定中的&ldo;定&rdo;字似乎就是他向祖父建议并被采纳的（&ldo;世&rdo;字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哥哥世昭，出生于1948年12月；姐姐世旭，出生于1950年1月。还有两个弟弟，世昕和世宽，分别于1955年1月和1956年4月出生于北京）。这是在祖父去世多年后有一次我和父亲闲聊中他说起的情况。祖父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对我名字的起源好奇过，所以也没有问起过有关这方面的事。

近年读祖父的著述，恰好发现一则对&ldo;定&rdo;的解释，这是他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论述经边的&ldo;三化&rdo;政策（即&ldo;德化、同化、进化&rdo;政策）时讲到的，且录于下：

&ldo;何以德化政策优于威服政策？――《论语》上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论语》上：&lso;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rso;――所谓&lso;杀&rso;者，就是威服，所谓&lso;德风&rso;，正是&lso;德化&rso;。《论语》上这一段话，是说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这个道理，非常显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lso;定&rso;字。古人谓天下如何才能统制，则曰&lso;天下恶乎定&rso;？但是只要以杀为能事，就会演成循环的仇杀，当然就没法&lso;定&rso;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