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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

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霍乱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岭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没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然而我没有死。

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我还公然到过南京，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也没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坐着一只英国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孙传芳反攻，两军隔江炮轰，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时我也没有死。……

然而，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这涂家埠，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

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

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一直穿过车站，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我便在一个窗口上，用两手一按，跳进房里去了。房里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张床上，一位中年妇人，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她被惊醒了，我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声张。

不一刻，外边的哨子响了，有火车开动的声音。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但到了这时，我也无法挽回，等调匀了气，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

奇怪，刚才那么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过的，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虽然还在兴奋当中，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

十一

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翰笙和龚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份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躲在一只角落里，虽然受了脚蹴，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

翰笙们的车到得迟，他们停在站外，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得免于难。龚彬受了一部份人的追逐，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

小勤务兵呢?失了踪。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想要救护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车站上的人说，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这定然是实在的。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样，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当结实，不足五尺高。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相当丰满而健康。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但从那时以后，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还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南昌之一夜

一

遭了散兵的殴打，自以为会死的，却从死亡线上挣脱了转来，这总是愉快的事。小勤务兵失了踪，全部的行李遭了抢劫，四个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实相符的四条光棍了。

摇车的工友劝告我们，最好把摇车减少一部，我们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车上，他们四个人轮流着摇我们四个人，沿途就不用换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经过了散兵的骚扰，换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接着便在车站附近，尽可能采办了一些干粮，在十点钟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摇车，离开了涂家埠。

八个人坐一部手摇车，两个人坐在靠椅上，两个人摇，四个坐在车板上，虽然拥挤得一点，但力量可显得愈见集中了。

南昌之一夜车在轨道上飞快地滑走着，沿着铁轨两旁，不断地还有零星的散兵从对面走来，又和我们擦身走过，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云南口音，当然都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难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他们离开南昌，沿着铁路线走来，是已经整整走了两天了。

郭沫若散文选集他们对于我们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没有来抢我们的车，也没有来拦我们的车。毫无疑问，他们是摸不准确我们的身份的，看我们是从九江方面来的，或许怕还认为负有什么调解使命的吧。

难兵愈朝前走愈见稀少起来，到正午时分便终至绝了迹。

沿途的车站都没有人办公，乡村都是关门闭户，有些地方显然遭过抢劫。我们都私自庆幸，幸好减少了车子，并采办了些干粮，不然是无法应付的。

在阳光下直射着，摇车以单调而同一的速度进行，天气虽热，而却有不断的凉风，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过了正午以后，车上除摇车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来。

但我自己始终是兴奋着的。胸上和头上的打扑伤时时作痛。

眼镜失掉了，眼前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闭着眼睛养神。这样却打开了我内部的回忆的闸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个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天启的一样，我把一个长久不能解释的疑团突然领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乘火车由九江回南昌。

是蒋介石和武昌政府酝酿着分裂的时候。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北上，道经南昌，便被蒋介石控留在南昌，费了很大力量的争取，算把政府人员争取到武汉去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军权和政权分离，让蒋介石负军事上的责任，而同时要受政府和党的指挥，党和政府不能放在蒋的挟持下受他操纵。蒋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进行着种种的阴谋，联络帮会、勾结各种反动的民间力量，以从事破坏。

蒋上了庐山，代表反动势力的张静江和陈果夫们在他的左右。

邓演达是代表着武汉派，和当时还算是左翼分子的顾孟馀一道，从武汉到庐山见蒋。他们是受了蒋的电邀，还是自动出发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计，恐怕出于电邀的成分居多。

邓在庐山和蒋的谈判并不惬意，蒋要邓到南昌总司令行营代理参谋长。（北伐时的参谋长是李济深，李一直留守广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着的，但这时自己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向浙江出发了，职务暂由总参议的张群代理着。）这自然是调虎离山之计，邓和武汉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邓却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为蒋是直属上司，邓是一个军人，怎能不服从命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