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作战计划,在日军登陆荣成湾之前,日舰第一游击队先对登州进行了牵制性的炮击。一月十八日,第一游击队司令官鲛岛员规奉命执行炮击任务。其目的是制造&ldo;声东击西&rdo;的假象,以牵制山东半岛西部的清军不至全趋东面。是日拂晓,鲛岛率第一游击队之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从大连湾起航。午后二时四十分,日本三舰将近登州海岸,减速行驶。三时,日舰以十五公分炮开始炮击,炮弹落入城内造成两处起火。清军立即备战,从府城东门外海岸发炮还击,但因炮力不足,其中多数炮弹未到敌舰即已落海。四时零五分,炮声停息。日舰驶向鼍矶岛停泊。当天,李秉衡接报,电饬&ldo;各营连夜整队严防&rdo;。注5 一月十九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日舰再次炮击登州。从日本军舰上观察,登州&ldo;府城守备严逾昨日&rdo;。&ldo;丹涯(崖)山炮台俄发大炮,诸炮台皆齐发射,势颇猛烈。&rdo;注6步营也&ldo;出队分伏沙堤长城迎敌&rdo;。注7丹崖山旁水城上旧有明代防倭铜炮一尊,名曰镇海侯,乃抗倭英雄戚继光所铸,总兵夏辛酉命&ldo;遽发是炮击之&rdo;。注8炮弹&ldo;过吉野舰侧,远落海中,高扬波涛&rdo;。注9吉野受此一惊,急回旋舰身躲避,并停止炮击,合队东驶。时为下午二时三十分。盖日舰之炮击登州,只求达到牵制的目的,尽可能避免伤舰折兵,且&ldo;登州、威海间,阻烟台通商地,不利行师,原不欲于此登岸也&rdo;。注10
是日午后七时,吉野等三舰与第一游击队之高千穗相遇。先是在一月十八日,高千穗舰长野村贞海军大佐接到命令:在运兵船从大连湾出发之前,即十九日凌晨,先对威海卫进行侦察。日本方面一直注视着北洋舰队的动向,深恐北洋舰队离开威海卫而驶向其他港口。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其消灭北洋舰队以至整个战争计划,都将受到影响,甚至会使战争延长,这是日本当局所尽力避免的。因此,高千穗的具体任务,就是侦察北洋舰队是否尚在威海卫港内:若情况未变,则与吉野等三舰会合;若情况有变,则立即返航向旗舰报告。十九日上午七时,高千穗驶至距刘公岛二十海里处,只见浓云满天,雪花纷飞,无法观察。直至下午一时,雪停天晴,高千穗降下舰旗,驶近威海南口,观察到有十余艘中国军舰隐蔽于日岛附近。此时,只见日岛炮台上摇动信号旗,似欲炮击,高千穗即&ldo;在威海卫港前向西横切,驶向登州湾,以与第一游击队会合&rdo;。注11 午后七时,高千穗终于与吉野等三舰相遇,并挂出&ldo;敌舰在威海卫&rdo;的信号。于是,第一游击队整顿队形,以高千穗为殿舰,向成山头方向驶去。二十日凌晨二时半,第一游击队在成山头附近海面与联合舰队会合,加入了战列。日本联合舰队是一月十九日从大连湾起航的。是日,将全部五十艘运兵船均按舰队编制,以军舰为先导,分三批先后出发:第一批,以远江丸为监督船,共十九艘,十九日午后一时出发;第二批,以长门丸为监督船,共十五艘,二十日午前十时出发;第三批,以横滨丸为监督船,共十六艘,二十一日拂晓出发。并决定,除第一批运兵船由军舰护卫外,另外两批皆不用军舰护航,各自按规定的航线航行。日本联合舰队担任护航的军舰共二十五艘,另有鱼雷艇十六艘。由八重山舰长平山藤次郎大佐率领的八重山、爱宕、摩耶三舰,作为先遣队先发。第四游击队筑紫、鸟海、大岛三舰及赤城、天城二舰继后。正午时,第一批运兵船十九艘和海军运输船六艘,在十三艘军舰的护航下由大连湾出港。这十三艘护航舰是:
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四舰;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第三游击队天龙、大和、武藏、葛城、海门五舰。六艘海军运输船和鱼雷艇随第二游击队而行;十九艘运兵船则分为四队,每队以第三游击队之一舰为先导。其航行序列如下:
本 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
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
海军运输队:相模丸、西京丸、江户丸、伊势丸、共代田丸、万国丸。 鱼雷艇队。 第三游击队:天龙、远江丸、摄阳丸、鹿儿岛丸、山口丸、大和、金州丸、三池丸、丰桥丸、新发田丸;武藏、有明丸、宗谷丸、兵库丸、小仓丸、立山丸;葛城、酒田丸、名古屋丸、广岛丸、萨摩丸、空知丸、和歌浦丸;海门。
为掩护&ldo;山东作战军&rdo;在荣成湾登陆,日本海军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共调用了二十五艘军舰。在这二十五艘军舰中,本队四舰和第一游击队四舰构成了日本海军的主力。其次是第二游击队四舰。此四舰皆有十七八年的舰龄,型式也较陈旧。其中,高维仅千余吨,比睿、金刚则皆系木壳,难任海上大战;唯扶桑吨位较大,又是铁甲巡洋舰,尚有一定的战斗力。至于第三游击队五舰,或为木结构,或为铁骨木壳,且其吨位皆千余吨,先遣队三舰和第四游击队五舰,大都是不足千吨的炮舰。当时,有人指出:日本军舰&ldo;旧制渐朽废不中用者十之七,新制坚利者十之三&rdo;。注12&ldo;实则任战之船不能十艘,余事木质小船,猥以充数。&rdo;注13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由此而产生对日本海军实力的低估,也反映了当时有相当一部分清朝官员始终存在着一种盲目轻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