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斯普鲁斯岸边修建的第二个罗马城,迫使这部历史追随着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这条路线;而我们的好奇心却又忍不住想去看看欧洲和亚洲的最遥远的国家,探索一下拜占廷君主国的漫长的衰落过程的原因和责任者。查士丁尼的征服使我们又回到第伯河边,又注意到那个古老的都城的解放;但那一解放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或者是更为加剧的奴役。罗马已经被劫走了她的财物、她的众神和她的恺撒;哥特人的统治也并不比希腊人的暴政更不光彩和更残酷。在基督纪元的第八世纪,一个有关偶像崇拜的宗教争端促使罗马人起而重新要求独立:他们的主教同时变成了一个自由民族的世俗的和宗教的父亲;至于重新由查理大帝所恢复的西部帝国,它的头衔和形象至今仍装饰着政体独特的现代德国。罗马这个名字无疑至今仍使人止不住肃然起敬:
社会风气(无论其影响如何)已大不相同:纯粹的血统也因流入千百条不同的渠道而变得混杂了;但她的废墟的庄严景象和对她过去的伟大的回忆,都能重新燃起一种民族特性的火花。中世纪的黑暗也曾展现出一些并非全然不值一顾的场面。在我重温过罗马城,大约在君士坦丁堡遭受土耳其军队奴役的同时,默默接受教皇们的绝对统治时的状况和革命活动之前,我是不会结束我现在的工作的。
1在公元12世纪之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期,罗马被拉丁人尊为世界的都市,尊为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中心所在,他们从这座永恒的城市,得到头衔、荣誉和掌握行使世俗统治的权力。在我们的叙述中断了这么久之后,这里重新说明一下,查理大帝和奥托的继承人乃是在一次国民议会上,从莱茵河彼岸选出,也许不是多余的;但这些王子在没有跨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到第伯河畔寻求皇帝的王冠之前,却都满足于较谦逊的日耳曼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称谓。在距城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的临近受到了大队手执棕榈枝和十字架的教士和人民的欢迎;他们举着绘有可怕的狼和狮、龙和鹰的形象的军用旗帜,借以代表着共和国的已离去的军团和共和国的追随者。皇帝三次重申继续维护罗马自由的誓词,第一次在桥上,第二次在大门口,第三次是在梵蒂冈的台阶上;按旧的习惯分发赏赐的作法隐约让人想起最初的恺撒的宏伟气度。在圣彼得大教堂里,由他的继承人对他进行了加冕礼: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混在一起;&ldo;我们的主子教皇胜利万岁!我们的主子皇帝胜利万岁!罗马和条顿军队胜利万岁!&rdo;的呼声已表明了公众的1读者已久未接触到罗马了;我建议他们回忆或重读一下本书第49章的内容。
页面一致赞同。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令以及查理大帝和奥托的榜样,便构成了皇帝们的最高统治:他们的头衔和形象已刻在教皇的钱币上;他们的司法权则由他们授予该城的卫队长的正义之剑体现出来。但是,一位野蛮人主子的名字、语言和习俗都唤醒了每一个罗马人的偏见。萨克森或法兰克尼亚的恺撒是封建贵族政治的头目;他们,对那些也许无能获得自由,但已对奴役生活感到难以忍受的远方的人民行使民政和军事权力,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服从。每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次,也仅只有一次,率领一支条顿仆从军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我已经描述了他进城和加冕时的安静的秩序:但这种安静秩序一般总被把他们的统治者视为入侵者的罗马人的叫嚣和叛乱活动所打乱:他总是匆匆离去,而且大都感到羞愧难当;并且,由于统治时间的短暂,他的权威常受到嘲弄,他的名字也被忘怀了。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独立运动的发展破坏了皇权的基础,而教皇的胜利却拯救了罗马。
对于它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他征服的权力进行岌岌可危的统治的;而教皇的权威却建立在虽较软弱却更牢固的意见和习惯的基础之上。清除掉了一种外国影响,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边,并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一改专断的、靠金钱收买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办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个几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红衣主教团自由选举。行政官员和人民的鼓掌通过是对这一人选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为人所服从的基督教会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从罗马人的选票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们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交给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怀疑主义者却曾十分高兴地辩论过,皇帝是否应有此权力,和这一赐与是否有效的问题。事实的真相,他的这一赐与的真实情况,却是深深埋藏在共四个世纪的无知与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性的结果之中了。do或主的名字铸在主教的铜币上;他们的头衔已得到表示效忠的欢呼和誓言的承认,并且,在日耳曼恺撒的由衷或不由衷的赞同下,他们早已对这座城市和圣彼得教堂的遗产行使着最高或从属的司法权。那满足了大家的偏见的教皇的统治和罗马的自由思想也并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会揭示出他们的权力实有一个更高的来源‐‐被他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下解救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权和僧侣势力的结合看来似乎必会产生相互加强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门的钥匙便将会是赢得世俗人的服从的最可靠的保证。一个职位的神圣性确有可能因其人的过错而大为减色,但是,那10世纪的种种丑闻却被格雷戈里七世和他的继承人们的严厉的,也更危险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们为了教会的权力进行的雄心勃勃的争夺中,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成功必然都同样会增强人民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迫害的牺牲品在穷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种使他们甘愿殉教的使徒的狂热情绪,又必能在每一个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时,他们从梵蒂冈发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选定、审判和罢黜世界各地的国王;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可能因为服从于一位查理大帝的继承人、吻过他的脚、为他执过镫的教士而感到丢人的。就连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在平静和荣誉中保护过教皇的住所,正是从那里,一个虚荣而懒散的民族获得了其生活资源和财富的绝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