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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第1页）

我说。

抵沪的次晨，我去武康路一○六弄八号探望陈同生同志，当时他是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是我的老友，也是领导。我看见他一身病痛，只和他谈了半小时，告诉了他我来沪退房事，就告辞了。他要去华东医院看病，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平时陈同生同志细白的脸上常带着笑容，讲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声音清脆，思路敏捷，说话风趣，话匣子一开，古今中外就说不完地说。他待人诚恳、和蔼可亲、最关心人，总是喜笑颜开、满面春风，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今天见他，除病容外，神态异常忧郁。为什么呢？我有些担心。啊！谁能料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他消瘦的病容和忧郁的神情，至今犹在眼前。

陈同生和夫人张逸诚俩的生活向来朴素，虽然是上海市统战部部长，所住房却只是两间一套的公寓，室内布置也极简单。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他曾被捕入狱达四年之久。他以不屈不挠的坚强革命意志战胜了敌人。谁知陈同生同志竟惨死于“四人帮”手里！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下午，我又去看望了老战友田云樵。第三天上午，就去市委找曹荻秋市长。因他正急于准备当晚去北京开会，吩咐秘书和我谈。我对秘书说：“从我迁居北京后，承市委关心我身体不好，来上海住锦江饭店不安静，坚决留下复兴西路一四七号房子并代我付房租，我很感谢党对我的照顾。但现在运动起来了，群众若提意见于公于私都不好，希望退掉，换一间给看房人刘忠海四口人住。”秘书同意我的意见，即指示房管局照我的建议处理。约一个月时间，换到武康路三九八号一大间，给小刘一家居住；淮海西路一五二八号二楼一间一套的公寓，给我备用。

我在沪换房期间，知道公布了毛主席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后，百万群众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8月23日起，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听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感觉到运动已确实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是，为什么这样搞，它的目的是什么？依然不明白。

三、上海红卫兵起来了

大概在8月23日，当我从复兴西路准备搬去淮海西路前两天的中午，我正在吃午饭，妇产科女医生、老友郑素因面红耳赤、颇带酒意地闯进屋来，大声说：“啊呀，你还在吃饭，你不出外看看，市面上各街道、各商店，连路牌都是一片红色了。还有人围着男女青年们剪小裤脚、剪长发。”我问：“什么事？”她回答：“谁知道，你快去外边看看！”我搁下碗筷，急急忙忙梳洗了一下，拿了车钱，下楼叫了一部双人三轮车，要车夫东、南、西、北地跑了一圈。在回家的路上，确实看见好几处在剪裤脚、剪头发。就在离家不远的路上，我自己突然也被人群叫停了车，被包围着。上来一男一女抓着我的脚，气冲冲地叫喊：“你们看，这不是尖头皮鞋吗？”

说着，便勒令我立刻脱下。“这哪里是尖头皮鞋呢？你们仔细看看！”我笑嘻嘻地对群众说。正在彼此争辩间，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些的男子，把检查我的一男一女拉开，看了我的鞋，说：“不太像。”又冲车夫说了声“走！”就放我走了。这时天近黄昏，我也不想回家了，直到女友徐淑君夫妇家（我称他俩王公公、王婆婆）。

她家人正在楼梯半腰的窗口挤看外面的热闹，我也挤进去眺望。这窗户对面的马路就是上海长宁区区委办事处。我们看见群众敲锣打鼓，红旗飘扬，有些人唱着歌，有的人叫喊口号，队伍整齐地向区委办事处一批批地鱼贯而入。马路上，一群群的人围观着剪发、剪小裤脚的现场，人越来越多，吵吵嚷嚷，当时大家目瞪口呆，莫名其妙。但我却凭着纯朴的革命信念，对这种景象产生了一种兴奋，而又带着几分迷茫的激情。

四、在上海的遭遇

被红卫兵抄家批斗晚上回来就准备搬家，决定次日迁入新居。忽接国瑛女从北京打到上海的长途电话，她在电话里颇为激动地说：“妈妈，家里已被红卫兵抄了，打破、砸烂、烧毁了好些东西，还抢走了一卡车物品，搞得～塌糊涂！”我答道：“好，很好。这样，今后免得再为保管它们操心了！”国瑛女又说：“妈妈，你现在不要回来。回来时要把头发剪短！”女儿再三叮咛。次日上午，复兴西路住房邻居来探望，我把国瑛女在电话里说的和我怎样回答的告诉了她，她惊讶地说我真乐观。第二天晚上11时左右，我和堂妹董国桢（小名根娣）刚刚入睡，忽然有人“咚咚”乱敲门，大声叫“开门！开门！”从紧张的声音中听上去不止一人。我和堂妹急忙起床、穿衣，我俩面面相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急步前去开门，只见来势汹汹，进来男女六七个人，除一人年纪较大外，其余看上去都是些初、高中学生。他们恶狠狠地说：“怎么慢吞吞地不快开门？！”并且齐声说：“我们是红卫兵，来清四旧。”我看清每人左臂上都扎上一块红布，上写“红卫兵”。那几个青年红卫兵，手执大木棍，翻橱倒柜，问我：“有无‘四旧’？快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