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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第1页）

他板脸瞪眼说：“好吧！你不肯说，对你没有好处。”我们再来问你：“听说，你就要回北京？”我点点头说：“是。”他忽地把两手往腰间一叉，很严肃地命令道：“不准走，等我们通知你才许走。不许出去，等着！”我说：“车票买好了，北京有事。”他又把脸一板：“退票。”厉声一句，起身就走。其余的红卫兵也一窝蜂似地都走了。于是我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等红卫兵允许北返的命令。我在室内踱来踱去苦思，这些红卫兵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总也想不通。

还是那句老话，“既来之，则安之”。我于次日开始安静下来，不外出。一日三餐均麻烦看守大门的王金喜老大爷，请他清晨外出买菜时带些给我。善心的邻居刘广桢（后来才知道他的姓名的）亦隔日偷偷地送给食物。终日吃、洗、睡、看报，倒也够忙的。独自一人也还安静。对外有事找人，亦是刘广桢帮助联系。

有天晚上，丁济南医生来看我，说傅雷夫妇接到红卫兵的信，要向他清算稿费账。傅雷惊吓过度，决心自杀，问了医生有何良方致命，又不太痛苦的药品。我立刻请了医生快去劝阻他夫妇俩，告诉他们不要怕，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次日晚上，丁医生又来告诉我，傅雷夫妇俩在昨晚深夜开煤气自尽了。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不甘屈辱而死，闻此，不禁黯然神伤。

丁医生再来时，我对他说，红卫兵不让我回北京了。看门人告知，三楼有“眼睛”监视，要小心。我急忙叫他走。“保重！保重！”他回头看我一眼点点头，快步下楼走了。我的心情异常难过。第三天表弟李金坤来了，我照样告诉他一遍，并请他通知其他亲友不要再来。直到1976年因唐山地震，去上海避难时才和丁医生及其他亲友再次重聚。转眼十年恍如隔世，不胜感慨。

以后，外面不断地锣鼓喧天，不知什么事。我起床到凉台眺望，见彩色公共汽车驰过，灯光灿烂，青年男女红卫兵伸头车窗外，不停地叫，唱革命歌，喊革命口号。彩车一辆辆不断来往行驶，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日夜。

这样不平静而又似乎安闲的生活，度过了好多天，心情烦乱起来。回京的事毫无消息，等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这样等不行，要想办法。于是我写了一封信，通过刘广桢同志带给小刘，嘱小刘送交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小刘在夜间像小偷似地溜进屋，轻声告诉我：“信已送到华东医院了，陈部长有病躺在床上，他看完信没说一句话。旁边有一位，好像是他的秘书吧！看情况，陈部长对此人有顾虑。”

（后来明白，当时陈同生也已经被监视了）我又按照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吩咐，让女儿国瑛把我为党工作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向上海市委报告。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反动分子。我照做了，但亦是消息沓然。我束手无策，奈何！只有再忍耐，等待红卫兵的指示。终日除生活琐事外，就是看报，学习邻居给我的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条”。

外面似乎平静些。我每天都想到凉台眺望，看看外面情况，但又不敢。唯恐亲友们为我担忧而在马路对面朝窗探望，一旦看见我，定会哭哭啼啼，如给三楼那两只“眼睛”发现，惹出祸事，非同小可。这样的日子又度过好几天。忽闻外面闹哄哄的一片嘈杂声，凭窗眺望，是马路左边斜对面，搭了二米多的高台，男、女三四人低头跪在台上，红卫兵手执皮鞭、木棍边斗边骂这几个人。斗些什么，骂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清楚。有些路人围观，有些则怕惹事上身，迈步快走。我像患神经麻痹症一样，乖乖地等候红卫兵允许回京的指示。有时还自言自语：“群众革命运动嘛，就得忍耐些。”

苦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依然音信全无。我内心波动很大，焦急万分。有一天清晨，看门的王金喜大爷给我带菜来，把菜篮搁下，问我：“董先生，你不是说已买了回京的票子，怎么这么久还不走，也不出去？”我告诉他要等红卫兵的指示，才能动身。他问：“哪批红卫兵？”“第二批。”“啊！第二批来的红卫兵是北方来的，好凶狠！他们和上海的红卫兵意见不一致，早已被赶回北京了。三楼两只‘眼睛’也已经撤掉，你还等什么？”“原来如此，白等这么久。”我这才恍然大悟。此时已是10月14日，我就赶紧去成宝处，托她去请王公公夫妇来商谈。彼此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托成宝帮我买15日火车票北上。买到票后，嘱成宝在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门口公共汽车站等我，直接送我上火车。我们就这样商妥。回到临时住所的当晚，小刘得悉情况来看我，并向我痛苦告别。接着二婶母也来了，根梯妹以为三楼的“眼睛”还在监视，未敢上楼来，站在对面马路上。只是二婶母独自进屋。

我俩都怀着紧张而又悲伤的心情，彼此的话语都是未经思索脱口而出，不知所云。

二婶母慌忙地帮我整理行李，边做边细声地说：“我平常一直说，我死了不愿火葬，要你给我买口棺木，现在我不要了，随便你们给我怎么安葬都行。我看穿了，有什么意思！我亲眼看见红卫兵用各种刑具整人啊，几棍子就可打死一个人。人被打死，无人敢收尸，家属也不敢上前收埋。听说北京还要厉害，打死后，一个个装在卡车上拖去城外，混成一堆地埋葬了。人死了连猪狗都不如，还要什么棺木呢？所以你不必替我准备了。”说完叹口气，热泪夺眶而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不知该怎样安慰她老人家。我只说：“别说这些了，给你这些穿用东西，请你快拿走，回去休息吧。根梯妹在下面久等要着急。后会有期，彼此保重吧！”我情不自尽地抱住她，紧紧亲吻，眼泪强自咽下，彼此依依惜别。她走后，我心想：倒也好，打破了对棺木的迷信。二婶母受到刺激后，不久得病，终日无语。1981年夏，逝世于上海。我实无勇气回忆我和她老人家在沪的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