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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第1页）

出了车站大门口，街上仍然是同样情景。家人给我准备好一部小汽车，这是在车站门前唯一的一部。我们急急走近车身时，许多人围上来，红卫兵睁着两只大眼盯着瞧。国瑛女动作迅速，把我连拖带推地塞进了车座。大家也恨不得一闪钻进，恨车门太小。事后，我问家人，为何如此慌张，他们说：怕有人拦车问出身，若回答不对，就要被扣住或挨打骂。

我们在车内，彼此还是不言语，互相传送眼色，意思是注意开车司机。回家的一路上，我呆望窗外，无处不是乱哄哄的。在火车站看见的满墙标语，同样在马路两旁也贴满了。到处都有人前拥后挤地看大字报。路牌、商店、橱窗，以至自行车上，都有红色语录牌；到处都是大幅大幅红漆墙，上面标语、语录形成了一片“红海洋”！行人灰白的脸上，呈现着紧张的表情……。到此，我对运动的性质、目的，国家的形势，全然无法想通，头脑似乎处于一种僵化状态。

车到胡同口下车，我们怕人看见盘问，大家就不作声地急步到家门口，儿媳小杭按门铃，赵阿姨听铃声响出来开门，她带着激动的心情笑脸迎我：“董先生呀！

你回来了！多担心你啊！”进家院，觉得虽经一场狂澜，而院内景色依然，似乎柳树、花木也在含笑地说：“主人，你竟回来了！”走进客厅，这时候家人们久别重逢，喜笑颜开地跳起来了。个个抱我、吻我，国瑛女含泪首先开口：“妈妈！好担心你啊！”贯嘉、大明、小琪沉默不语，两眼注视着我。“好了，好了，大家该高兴了。”我叹口气说。

赵阿姨早给我们准备好了丰富美味的饭菜，大家共餐时，争叙别后情景。国瑛女把家里抄家的经过详细地叙述一番。她说：“8月22日，我在厂里（北京电影制片厂）时，红卫兵对我说：‘你赶快回去清理家中四旧的东西，然后带来。如有武器，快来电话告诉我们去取。’我急忙回家，发现整个家已被抄五次了。赵阿姨被关在后面小屋里，我当即放她出来。客厅里满地都是碎片……。院子里火焰浓烈，赵阿姨说：还拉走了一卡车东西。因为那两把日本指挥刀（一把宋时轮送的，一把大明在青年军时缴获的），我立刻打电话告诉厂里红卫兵。厂里红卫兵很快到来，不一会儿街道红卫兵又来砸东西，我厂红卫兵见这情景，劝阻他们没有动手。他们吩咐拿纸笔，我手忙脚乱中找不到较好的纸。红卫兵说随便什么纸都可以。终于找到了几张画纸。他们赶快写了好几张封条，把大门及各屋门都封贴，并在大门的封条上写上：此家已抄过，不必再抄。弟兄们有事可打电话北影红卫兵总部。第二天早上抄过的街道红卫兵又来了，齐声说：‘糟了，封了，来迟了！’其中有人说：‘我说抄完搬走了事，你们偏说再来！’幸亏厂里这一男一女红卫兵顶住了这件事。”

还说：“我们怕妈妈难过，把屋里屋外都打扫收拾了。”我静静地听，但无动于衷。

觉得：事已过去，劫后余生的重聚，是多么难得的啊！大家平平安安就行了。欣慰和感触交织在一起，迄今思之记忆犹新！

二、骇人听闻的消息

友人们、小辈们得知我已从沪回京，纷纷前来探望，并告诉我：北京红卫兵在抄家高潮时怎样借口清“四旧”、搜查黑材料，搞抄、砸、抢、打、抓等等骇人听闻的恐怖情况。又说：人们又怎样趁机报复私仇等等一大堆事例。街道居民委员会（当时的居委会已被造反派控制了）或马路行人，只要指点揭发某某是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特务、坏人……红卫兵就不问清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少，抓起来就打。我们有位女朋友住在某胡同楼底，她有天听得外面叫喊声，她近窗偷偷看看，被红卫兵发现了，立刻上来问她：“你看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成份？”

她吓得哆哆嗦嗦地回答：“我是工人。”这才免了一场灾难。我儿子大明住在和平里，这幢楼房的楼下右室是间空房，有天红卫兵连续拖进二人，不一会儿，听到几声惨叫就再无声响了。宣武门外菜市口往南牛街，这是一条国民聚居有名的大街，红卫兵强迫回民吃猪肉。在一天里竟打死了好多人……。还说：高潮时，路上打死的尸体像猪狗一样装上大卡车，运往郊外挖坑集体埋葬。又说：新华门东的二十八中学的一位看门老工人，被人指是地主，结果遭受酷刑，被红卫兵用开水从头浇及全身，接连几次，这位老人终于断了气。另外友人告诉我说：北京的8月天气最热，竟然在国子监院内空地上，燃起了一堆大火，将文艺界著名作家、演员（都是六十几岁和七十几岁以上的老人）如老舍、萧军、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等等几十人席地围跪一圈熏烤。然后由红卫兵出示名单，提一名，打一名。首当其冲者萧军。

可怜的萧军，他纵然锻炼有素，身强力壮，也难抵得住皮鞭、木棍的残酷抽打，周身伤痕血淌，背心嵌进肉里，昏死过去，被拖进传达室丢在水泥地上。他的儿子萧鸣，因“反动子女”罪名，也被打得死去活来，送去火葬场待焚，轮到他的时候，亏他忽然清醒过来，得以再生于人间。萧军的女儿萧耘为找爸爸，结果是白衣进入血衣出来。老舍则在这场酷刑的第三天，投湖弃世。被称为“四条汉子”的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每天下午带上高帽子，挂上黑牌，跪在王府大街全国文联的大门口行人道上示众，一跪几小时，跪了很多天。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也有许多人被关禁，剃“阴阳头”，跪在院中用皮鞭抽打，有的整死，有的忍受不了批斗自杀。那么多的老革命、老领导，过去出生人死为革命打江山，而今顿时变成了反革命，被抄家、坐牢、酷刑、整死。又告诉：友人谭守仁夫妇俩在家院里跪着、被批斗。王寄一、王裔孝亦被迫害而死。我听到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实在难以理解，这难道就是所谓“革命”？有一天，我出报房胡同东口，往南去东单买东西，见一辆大卡车，车身周围写着车上每人的姓名，因有张执一同志我才知他们是中央统战部的部长们和全国政协负责人等高级干部、老革命。每人头戴一二尺高的纸帽，胸前挂上纸牌，牌上写着每人的罪名，个个低着头，两手下垂，笔直不动地站在车的前面。车上两旁男女青年敲锣打鼓，通过扩音器广播每个人的罪名，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沿路车辆、行人稀少，马路两旁商店的人各管自己，谁也不去理睬。喇叭传出阵阵呼喊声，尽管没有人过问，但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嘶叫着。我心惊肉跳，马上折程回家。触景生情，非常难过，想到：这些老干部革命多年，在战争年代，曾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九死一生，而今天却……，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