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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两年前的今天,一下子便把好多革命的领导者丧失了。王若飞,秦博古,叶挺,邓发,谁不知道都是一将当千的智勇双全的人民服务员,老辈的黄齐老,幼年的叶扬眉,也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辉,然而一下子,这十一个人都粉身碎骨了。

他们是为了政协决议中关于宪草一部份的问题,飞回延安请示的。飞机在秦晋之交的黑茶山,因大雾误触山头而误事。就这样给予了中国革命以无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会说:这是由于偶然的灾难吗?

不,这完全是出于中美反动派联合摆布出的一个魔阵!

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一幕,像昙花一现那样,炫惑了很多的人,至今都还有人在迷恋而为之惋惜的。然而那一幕,整个是一套大骗局,由以后的时局发展直到今天,我们也应该明了了。那是美帝国主义特地派来了一位头等大骗子,在我们眼前耍了一场大花枪,而在暗地里替中国反动派布置了内战阵势。好多好心肠的中国人是被他骗着了。我们就是在这骗局中,把我们的一群卓越的领导者,四八烈士,丧失了的,我们能够说这是偶然吗?

四月八日那吗,是不是那些革命领袖们也同样受了骗呢?

不,我在这儿更敢于说出一千万个&ldo;不&rdo;!

四八烈士中的一位王若飞兄,就时常这样告诉我:

&ldo;假的,假的,但我们要把它弄假成真!&rdo;

我们请从这句话中,看取四八烈士和其他革命领袖们的&ldo;知其不可为而为&rdo;的精神吧!

郭沫若散文选集美帝诚然是我们的死敌,然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反省一下了。美帝会骗人,而我们也实在太会受骗。就因为我们的太会受骗,所以逼得我们的领导者们不得不顺应舆情,每每冒着更大的危险去走迂回曲折的路。因此,不知道遭了多少次的损失。四八烈士的牺牲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例罢了。

美帝的骗还在继续,而我们的容易受骗也还在继续呢。最近眼前的事‐‐一个卖&ldo;原子笔&rdo;走江湖的小骗子雷诺,不是都把我们中国的一些&ldo;大科学家们&rdo;骗得啼笑皆非吗?

是应该痛悔的时候了!我们在四月八日这一天,应该重新宣誓:我们要肃清我们自己的容易受骗,图拣便宜的劣根性,要拿出粉身碎骨的精神来和中美反动派不共戴天!

(《华商报》1948年4月8日)

涂家埠

一九二七年&ldo;八一&rdo;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呆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ldo;赤色政府&rdo;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郭沫若散文选集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涂家埠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ldo;保护阿斗&rdo;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ldo;进可以谈,退可以走&rdo;。‐‐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ldo;党代表&rdo;,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ldo;党代表&rdo;。但一从我做了他的&ldo;党代表&rdo;之后,便由&ldo;志同道合&rdo;一变而为&ldo;貌合神离&rdo;。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ldo;书生之见,纸上谈兵&rdo;。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ldo;貌合神离&rdo;再变而为&ldo;分道扬镳&rdo;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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