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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如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的数千士兵，因为没有发粮饷，士兵开始抢劫地方，朝廷则以约束不严的缘由逮捕张鸿功和耿如杞，导致士兵一哄而散，逃回山西；陕西三边军队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哗变。　　因为朝廷严令救援京师，边兵紧急动员起来，准备不足，士兵千里跋涉，还被要求急行军，军饷供应根本接应不上，从而导致了相当部分士兵的逃亡。

勤王和兵变对农民起义影响重大。

其一，边兵都是各地的精锐之师，因为大量调离原来的防区，削弱了当地的武装力量，使得农民起义军有了生存空间；其二，参与兵变的士兵无法重新归伍，大量流亡，不少士兵成群结队的加入了农民起义军，这批受过军事训练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力量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关于这些情况，也得到了明帝国的确认。

崇祯初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说过：&ldo;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接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rdo;

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奏疏里说：&ldo;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rdo;

因为抵抗建州的北京防御战竟演变成帝国正规军加入农民军，实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然而对于接近总崩溃的帝国来说，牵一发则动全身，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帝国的灭亡。这样看来，&ldo;流寇&rdo;居然能从一次旨在抵抗外侮的帝国首都保卫战中获得有生力量，也不足为奇了。

3招抚政策‐‐杨鹤的主张

面对崇祯初期的农民军起义，帝国方面，首先出场的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后世对其军事才能评价不高，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员。

万历萨尔浒大败后，杨鹤曾言：&ldo;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rdo;

这句话把当时的辽东经略、兵部、内阁大臣乃至万历皇帝都一起批评在内，也算切中时弊了。

天启年间，杨鹤得罪魏忠贤，而&ldo;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除鹤名&rdo;。直到崇祯元年，才被&ldo;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rdo;。

杨鹤遂上言曰：&ldo;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rdo;

这句话，当时众人以为名言，而且从明帝国的灭亡来看，也不无道理。

明帝国末期，危机重重，起义接二连三，帝国不断筹集军费，派出精锐部队，固然正面交锋都取得了胜利，但起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断根，即使是在起义军活动的最低潮时期，始终是暗流涌动，蕴量剧变。

简而言之，帝国通过武力镇压，宛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也。自然，帝国不能坐视火烧眉毛了，还悠哉闲哉不予理会。很多时候，好的战略不是想不到，而是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这么实施，条件不够成熟就贸然行动，代表进步的改革会遭遇惨败，导致国家走向更加保守，往往就是这个道理。

杨鹤是崇祯元年提出&ldo;图治之要，在培元气&rdo;的，但当时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四处起火，关是应付目前的危机已经应接不暇，岂能好整以暇的&ldo;培养元气&rdo;？即使杨鹤有此心，只怕也无能为力，更何况帝国的首脑‐‐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效果就翻脸不认人，换另一个人来主事了，很难实施这样长期而又很难见效的战略。

当我们回顾明帝国的灭亡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帝国末期，朝堂之上头脑清醒的重臣们也并不少，帝国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并且指出了唯一的解决之道，崇祯皇帝与其大臣们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治本兼治本的办法，但最终还是很可惜的以失败告终了。

有时候隐隐觉得觉得，帝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毁灭的，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接受灭亡命运的感觉，大概很悲凉吧。

崇祯二年，&ldo;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rdo;

帝国虽然一直将农民军称之为&ldo;贼&rdo;、&ldo;寇&rdo;，却不是真的把这些人当成与帝国誓不两立的敌人，帝国还是很清楚农民军来源于普通农民的真相，也能够理解造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