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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1页）

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ldo;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rdo;[12]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ldo;十项标准&rdo;和&ldo;五期断代说&rdo;，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ldo;《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rdo;[13]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4部著录、著作。

为了显示&ldo;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do;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ldo;四期法&rdo;。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ldo;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rdo;。[14]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ldo;五期&rdo;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ldo;钻凿&rdo;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ldo;突破性&rdo;是显然而且公认的。自从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出世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文字学、古代史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甲骨文之成学，亦即&ldo;甲骨学&rdo;之产生，无疑是董作宾这篇文章的后果。董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的各项准则归纳起来，拟定了十个标准……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固然后来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学六十年》里面将这十个标准有所修改，分期之说也更加细腻，许进雄先生在十个标准之外又增加了一项&ldo;钻凿&rdo;，但这都不能减低董先生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15]

‐‐斯言是也！

遥想当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对于各路学者在这门新兴科学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ldo;甲骨四堂&rdo;说，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ldo;堂堂堂堂，郭董罗王&rdo;。对于&ldo;四堂&rdo;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立厂）有&ldo;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rdo;[16]之评语。而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具有重大功绩的傅斯年，对王、董&ldo;二堂&rdo;的学术人品多有赞誉，对罗、郭&ldo;二堂&rdo;的人格则相当不满。据跟随董作宾做甲骨研究的屈万里说，在李庄时，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ldo;罗振玉老贼&rdo;相呼，其缘由是&ldo;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lso;满洲国&rso;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rdo;。[17]而傅斯年对郭沫若的不满与轻视，则缘于一项&ldo;痛苦的经验&rdo;。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居台湾后，在资料的开放、研究上，与所外学者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矛盾并引起外部学者的不满，因而有了对李济、董作宾等人霸道十足，对所外学者&ldo;封锁资料&rdo;、&ldo;把持资料&rdo;，企图把学术之公器占为己有等非议和抨击。按台湾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的谩骂、攻击文章所言：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特别是李济、董作宾等人之所以后来&ldo;封锁资料&rdo;、&ldo;把持资料&rdo;、&ldo;不肯让局外人窥视一二&rdo;等&ldo;恶行&rdo;，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与其同仁的&ldo;痛苦的经验&rdo;使然。因为&ldo;当年他们曾因把资料开放而失过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阳发掘出来的大龟四版，出土时颇轰动一时。郭沫若那时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礼地要大龟四版的拓片。当时李济他们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大概是为了表示学术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辞通纂》书成。此书的内容有否有价值是另一问题，却大大抢了史语所中人物的风头，使他们因资料开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rdo;因而，&ldo;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lso;失策&rso;。所以此后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故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史语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语所未曾公开出版的资料!&rdo;[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