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怀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预先起了个傅仁轨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辈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ldo;乐&rdo;字相排,如一直跟随傅斯年读书、工作的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规,并非诸如&ldo;破四旧,立四新&rdo;式的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据罗家伦回忆:&ldo;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rdo;[30]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抗战需从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人做起,政府与统治集团和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使广大民众失望绝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别处,&ldo;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rdo;。[31]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ldo;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rdo;,&ldo;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地昧这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rdo;。[32]傅氏对民族抗战与复兴力量的认知,确是高瞻远瞩又细察分毫,准确地参透了中国的病根,把住了胜败的命脉,昔当时大多数党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ldo;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rdo;[33]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ldo;一号作战计划&rdo;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ldo;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rdo;[34]
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ldo;读圣贤书,所学何事&rdo;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ldo;孔曰成仁,孟曰取义&rdo;,即孔子所说的&ldo;杀身以成仁&rdo;,孟子所言&ldo;舍生以取义&rdo;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ldo;(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rdo;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ldo;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rdo;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ldo;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rdo;。[35]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
◎?江水无语东流去
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ldo;青年军&rdo;,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