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实际上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ldo;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rdo;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部队的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同志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十多公里,走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才停止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同志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同志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同志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我们便到大庾地区驻下来,对部队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象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ldo;马日事变&rdo;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iddot;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七个步兵连。我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连长是耿凯同志。(他是朱德同志领导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总共九个连,合组成一个团。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我们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我们走到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荫蔽,我们便取用&ldo;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rdo;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自饶平出发以来,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直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常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现在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整编了部队,他们就能够依靠和发挥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cháo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这一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家。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这时候还处于建军初期,我们党还缺乏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的经验。而建设这种军队的一整套方针路线,是上井冈山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全面、系统、正确解决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领导起义部队西进的战斗历程中,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他们都不愧为我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
上山打游击
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这支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十一月上旬,我们离开大庾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在崇义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天左右,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十二月上旬,我们转移到仁化,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里,得知了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部队于十二月十五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我们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我们进城。我们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我们住,&ldo;哇哩哇啦&rdo;对着我们吵。我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同志走过来,亲自和神甫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段斗争实践,朱德同志十分重视。他曾经追忆说:&ldo;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rdo;他又说:&ldo;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rdo;&ldo;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rdo;南昌起义,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是当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在长途转战之后,取得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和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正确地运用革命策略分不开的。当时驻在我们部队附近的,是滇军范石生的十六军。范石生同朱德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朱德、陈毅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面的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ldo;合作&rdo;。于是,由朱德同志利用老关系,在范石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ldo;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rdo;等原则条件下,同他达成了协议。我们改番号为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o团,朱德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o团团长。我们从范石生那里取得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