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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美国1994（第1页）

我走上球场，穿着一身白色西服，扎着彩色领带。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

现场的9。4万名观众尖叫着，欢呼着，挥舞着小旗子，热切盼望着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上演。场地上有士兵、啦啦队、代表团，还有24支参赛队的国旗。球场一边，巴西队正在热身；这是1970年以来他们再次打入世界杯决赛——用我们的标准来看，24年的时间几乎相当于遥遥无期了。球场的另一边是意大利队。这就像是墨西哥世界杯决赛的重演，是两支世界最强队伍的大碰撞。

但我的激动与球队无关，而是因为这次比赛的举行场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玫瑰碗体育场。

“女士们先生们，”主持人说道，“我们荣幸地邀请到3届世界杯冠军得主、与此次比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球员来到现场；而与他同时入场的是世界著名女歌手。下面有请：惠特妮·休斯顿、贝——利——！”

我与惠特妮携手笑着跑进球场，到达球场中央位置时，她将抱着的足球递给我，我用尽全身力气将它踢向看台。看台上沸腾了。

惠特妮唱歌的时候，我站在那里，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体育运动的顶级赛事，正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举行。20年前，没有人会相信——足球会在美国流行起来。与之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火星人占领了地球。

那么，这件事是如何促成的呢？答案是——通过很多人的不懈努力。其中有：米克·贾格尔、亨利·基辛格、罗德·斯图尔特、亚美尼亚的兄弟俩，还有美国娱乐业大亨史蒂夫·罗斯（他对此有着独特的、一根筋的、特立独行的疯狂执着）。

当然，还有我。

是的，这又是一个疯狂的故事！

1971年年初，墨西哥球迷的欢呼声似乎还未停息，但我已经准备跟足球说再见了——这一次是永远离开。那时我才31岁，但父亲和马泽伊教授一直在提醒我足球生涯太长的坏处：可能会给我的身体造成永久的伤害，会占去大量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会失去很多人生的机会。换句话说，我该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说实话，我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但在踢了近15年足球之后，我的心感到疲惫了——尤其是因为这种四处漂泊的生活。1970年世界杯结束后又过了6个星期，我的儿子出生了，家对我的吸引力又增大了许多。我很明白在巴西一个小男孩的成长是什么样子，我担心，如果我不常常在他身边，他会迷失了方向。还有，由于足球，由于我的名气，妻子露丝感觉既孤独又郁愤，她对记者说，在我外出参加比赛，而她待在桑托斯的时候，她觉得“就像是生活在笼子里一样”。

我与足球的离别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按照我的计划，我首先在国家队退役。国家队说要为我在里约和圣保罗举行两场告别赛，虽然我觉得这种方式太过招摇，但还是同意了。我在正式比赛上几乎不会紧张，哪怕是在世界杯决赛上也是如此。我在正式比赛中总是非常镇定，有时甚至会利用对方的紧张心理制造机会——比如在1970年世界杯上与捷克斯洛伐克比赛时，我从中线位置的吊射。但在告别赛上，我总是非常紧张。我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在告别赛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比赛的激烈程度也不强，很难让我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在告别赛上就像是圣诞夜等待圣诞老人的小孩一样。更奇怪的是，尽管我还记得有过这样的比赛，但其细节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如果能找到留存到现在的报纸，上面的报道就证明了那些比赛的确举行过。最后一场告别赛的对手是南斯拉夫队，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里来了18万名观众，并且向全世界转播。据报道，为了收看这场比赛，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甚至取消了原定的斗牛比赛。马拉卡纳球场里，球迷们点燃了烟火，挥动着白手帕。比赛结束后，我最后一次脱下巴西队的10号球衣，绕场环游，身后跟着一群代表着巴西足球新希望的年轻球员。看台上的观众高喊着“fica！fica！”——“留下！留下吧！”

球迷的热情令我受宠若惊，也造成了一些猜测。因为1966年我曾“退役”过一次，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所以这一次球迷们都觉得我又是在作秀。这件事全怪我！事实上，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挽留，希望我能继续踢1974年的西德世界杯。到处都有球迷问我这个问题。很多年里，不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在公共场合，总会有人这样问我。有个律师甚至向巴西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宣誓证词说，因为我受国家体育总会管辖，可以通过法律强制让我为巴西队踢球！还好他的提议未获批准。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是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他一直劝我回心转意；在距1974年世界杯还有几个月时，他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鼓舞人心的答复，”他在信中如此写道，“让我们的国民为之欢呼雀跃，就像春风拂过绿地一样；这片绿地是由巴西国民对足球的热爱所浇灌，而你正是这项运动的全民偶像。”

哇哦，这个要求真的令人无法拒绝。扎加洛——我的朋友、1970年世界杯时的国家队主教练——也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说我是巴西攻击线上不可或缺的一员。而给我更大压力的是：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的新领袖——埃内斯托·盖泽尔总统公开宣称他想让我重回国家队。在我仍未拿定主意时，他的女儿竟然亲自到我桑托斯的家里拜访。“你参加1974年世界杯，对巴西意义重大，对我父亲意义重大，”她说道，“对我们国家也有好处。”

面对以上种种要求，我真的受宠若惊，但我的决定并未动摇：不，谢谢。我选择退役是有原因的，既有个人的原因，又有政治的原因。我很幸运能参加4届世界杯，而最后一届是我感觉最好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共为国家队打入77个进球——这项纪录至今在国家队里无人能破。我真的想结束了。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国家队踢球，也愿意继续代表巴西，但不是作为国家队的球员。

从国家队退役之后，我与桑托斯俱乐部的合同还有2年才到期。上世纪60年代桑托斯俱乐部的辉煌已经不再，我的很多老朋友——佩佩、吉尔马·桑托斯等人——都已经退役。而球队的主教练似乎一天一换。俱乐部还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解雇了我的好友兼顾问：马泽伊教授。1972年某家报纸说我们是“一支曾经很吸引人的好球队”。这句话也许有些难听，却是很在理。1973年我们甚至以2:3输给了一支英国的三流球队——普利茅斯队。与此同时，桑托斯俱乐部似乎是要在我离开前榨干所有好处。距离我合同到期还有18个月的时候，俱乐部组织我们到南美、加勒比地区、北美、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参加各种比赛。我猜，也许廷巴克图是我们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了。我这一生中从未如此奔波，而在儿子出生之后，这种情况是我最不愿看到的。到那时为止，我已经为桑托斯俱乐部踢过1000多场比赛，这种不间断的奔波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是时候离开了。

话虽如此，桑托斯俱乐部的告别赛跟国家队的告别赛一样令我感动。我最感动的是最后一场比赛，我们的对手是科林蒂安斯，又被称作“timao”——“大球会”。每次跟科林蒂安斯比赛我都像是上满了发条一样——在跟他们的49场比赛中，我一共打进了49个进球，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进球率了。平常跟他们比赛时，我的心思总是百分百放在进球和庆祝胜利上，但在那一天，当我踏上圣保罗的球场准备踢最后一场球时，我的心深深震撼了：现场的球迷打出了写有我名字的横幅，并为我欢呼，好像我是他们的队员一样。当天的比赛甚至创下了科林蒂安斯俱乐部的售票纪录。这令我想到，虽然球迷爱着他们的主队，但他们最爱的还是足球这项运动。这种热爱就是球迷和球员之间的纽带，不论后者是为什么俱乐部，是为哪个国家效力。

我为桑托斯俱乐部踢的最后一场球，对手是桑托斯州的庞特普雷塔俱乐部。我心里很不好受——说实话，压力是主要原因——为了最后这次谢幕演出，我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我觉得连迈步都很困难，比赛开始后感觉才好了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全场的观众道别。比赛开始后20分钟，我当时位于球场中央，这时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传给我一个半高球。

这次，我并未有像往常一样胸部停球将球卸在脚下，而是用手把球接住了——在足球场上，用手接球是绝对错误的。观众们都倒吸了一口气。别的球员都盯着我，目瞪口呆。

这就是我的道别方式——就这样吧，伙计们。结束了。

我拿着球跑到球场一角，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我跪了下来，展开双臂，仿佛是要去拥抱什么。我想感谢在场的观众，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感谢我的巴西同胞们，当然，还要感谢上帝。还有几周我就34岁了，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第二天《纽约时报》刊文说：“贝利，巴西的传奇前锋，举世公认的世界最佳球员，开始慢慢恢复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的身份。从此，他就只是一位富有的巴西企业家，过着打猎钓鱼的悠闲生活，同时回归家庭，为人夫、为人父。”

嗯，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刚从桑托斯俱乐部退役的几周时间里，人们说起我就像是我已经去世了一样。朋友、前队友、记者等来到我在桑托斯的家中，告诉我别担心，他们还会不时过来看看我。每个人都问我是不是还好。我当然好！但人们还是不断这样问我，后来弄得我自己都有点搞不清了：我真的还好吗？

露丝和我很想去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于是就开始一起出门吃饭。这倒是件新鲜事，我们已经有10年时间没有一起到外面吃饭了（除了偶尔几次个别情况），因为害怕被热情的球迷打扰。每到一个新地方吃饭，总会遇到这种事。总有人走到我们桌前，想跟我聊聊1958年对阵法国时我打进的3个进球，说说加林查的事，讨论一下我的左脚厉害还是右脚厉害……我很乐意跟他们一起回顾这些往事，但这不是我们夫妻俩外出的目的。理所当然的，露丝就会变得有些生气。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保持了这个外出吃饭的习惯。顾客们也慢慢习惯了我的存在，第二次再去同一家餐馆时，他们最多只是跟我索要签名，第三次再去，他们也许就能远离我们，不打扰我们吃饭了。

我试着将时间一分为二，一部分用在家庭上，另一部分用在生意上。一天下午，我的生意伙伴埃德瓦开车接我去圣保罗。离开家的时候，女儿凯丽·克里斯蒂娜跑到我跟前问道：“爸爸，你又要出门了吗？”

我站在那里，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最后还是埃德瓦替我说：“嗯，是的。但是你知道的，凯丽，他已经不再踢球了，所以他有很多时间陪你啊。”

凯丽听罢，双手叉腰道：“唔，那我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啦。”

她那时才7岁，但她了解她的父亲，也许比我更了解自己。

我尽全力将自己足球职业生涯之后的生活安排得好一点。其中就包括一件能令9岁时的我心惊的事：回学校上学。从小时候开始，我的家人、朋友和教练就总是说我缺少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都说，有一天我会为此而吃亏——不论我是否能成为世界上闻名遐迩的运动员。巴鲁青年队的教练瓦尔德马·得·布利托对此尤其重视。“迪科，”他曾对我说道，“你生来就是踢足球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你的足球生涯将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结束，那时你就得返回学校！”

我还知道，全世界的孩子们都拿我当榜样，作为孩子们的偶像，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该为他们树立一个什么形象呢？贝利辍学踢球？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成长历程，而我对此颇为尴尬，好像是令所有人都失望了一样。就在那时，瑞士的一家报纸也了解到我的过去，于是就在封面上画了一幅讽刺漫画，并配文道：“家长们很快就会自问——让男孩们上学还有什么用？”

快30岁时，我开始思考：有朝一日我不再踢球了，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接着我就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觉得人生的基石好像缺了一块。在全世界奔波比赛的那些年里，我曾遇见过很多杰出的人物：教皇、教授、政治家、医生……我尽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但有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我的智力和直觉没有问题，我缺少的是正规教育，并且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所以，我决定到桑托斯的一个大学去考一个体育专业的学位。这一步不算迈得太大，因为过去15年里我一直都在从事体育项目。但要拿到大学学位，我就得先去把中学的知识补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