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点特别的〉。我们添上这么一幅图画,绍兴之为酒廊,与鲁迅笔下所写的酒乡背景,可以看得十分真切了。
绍兴说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上两碗是不成问题的。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么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这名字叫作窜筒,读如生窜面的&ot;窜&ot;,却是平声。一窜筒称作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这是一种特别的碗,脚高而碗浅,大概是古代的盏的遗
制吧!
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据周启明说: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他在《在酒楼上》,写他自己上了一石居,叫堂倌来&ot;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ot;!大概是他自己的酒量了。范爱农比他喝得多,要喝两斤多。
三他的童年
鲁迅的自叙传中,开头有那么几句简单的话:&ot;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一年多,死去了。&ot;1这几句话,以往替他作传的,都不曾说得很切实,直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出来,才把影响鲁迅幼年生活的几件大事交待清楚了。
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
外官,选了江西金谿县,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一直做京官,到了癸巳年丁忧,才告假回家。这一年,他却出了大乱子。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去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ot;二爷&ot;为职业,被雇带到苏
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到了辛丑一月,依照庚子
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这便是鲁迅所说鲁的那场大变故。科举时代,&ot;通关节&ot;是件大事,虽说贿赂公行,但若&ot;通关节&ot;被发觉,那是要兴大狱的。他们的介孚公,囚系在杭州,年年有处死的可能;传到了秋决时期,他们家中就得花一大笔钱到京中去向刑部设法,这样一年一
年拖下来,监候了七年,就把他们那一点财产完全花光了。
他们的&ot;介孚公&ot;,才学是不错的,恃才而傲,一肚子不合时宜,外放和居
京,都不很得意,因此,牢骚甚多,时常骂人。周作人曾经这么说过: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
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五十、四七,似乎很特别,但我推想也可能是师爷学风的馀留,
如姚惜抱尺牍中曾记陈石士在湖北甚为章实斋所苦,王子献&ot;庚寅日记&ot;中屡次说及,席间越缦痛骂时人不已,又云:&ot;缦师终席笑骂时人,子虞和之,馀然默然。,,是其前例。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悔。后者的说法
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ot;冥土旅行&ot;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力与狗咬更
要利害,可以说有同样的用意了。
这一段叙述,非常重要,可以使我们了解鲁迅的抑郁心境的由来;他们的&ot;介孚公&ot;性格,一部分也在他的精神中再现;而那家庭环境,也使他自幼觉得社会的冷酷,所以,鲁迅就在《呐喊》自序中说:&ot;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
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ot;1(他们的介孚公只痛爱潘姨太太和少子,对魯迅也特别苛求;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幼子伯升考了倒数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这都是例子)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风格,也可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
鲁迅自己说过,有一时期寄食于亲戚家,被人说作乞食,那便是癸巳秋后至甲午夏天的事情。亲戚家即是鲁老太太的母亲,那时外祖父早已去世,只是外婆和两房舅舅而已。鲁家的旧宅是在靠近海边,去镇塘殿不远的安桥头(鲁迅小说中的鲁镇,即指安桥头而言),规模狭小,鲁老先生在世时就住在王府庄。鲁迅寄食的时候,正是鲁宅在王府庄的最后一年(王府庄在绍兴县东
三十里〉,到了第二年,他又跟了鲁宅迁移到小皋埠去了(鲁迅笔下的理镇,也
有小皋埤的影子)。
他从外婆家回来那年,他的父亲伯宜公病了。他父亲的病对于他的精神
上影响很大,他在《呐喊》自序中说:&ot;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
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髙,质
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髙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
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ot;1这是触发他创作的动机之一。他曾在《朝花夕拾》中,特地写了《父亲的病》,他后来要自己去学医,就是这么一个动机来的。他便渐渐的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关于这件事,周作人有一段补正的话:伯宜公的病可能是甲午的冬天或是次年的春天。那时所请教的医生,最
!初有一个姓冯的,每来总是酒醉醺醺,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再请了。他的;‐句名言,&ot;舌为心之灵苗&ot;,被鲁迅记录下来,但是挂在别人的账上了。后来的两个名叫姚芝仙与何莲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天药方,必用新奇的药弓i,要忙上大半天才能办到,结果自然是仍无效用。他在序文中说:&ot;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ot;那时城里还有樊开舟、包越湖这些医生,比较平实一点,如照鲁迅的分类,总还可以归在无意的一类,但在当时却请教了有意的骗子,这真是不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