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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说:&ot;羽太信子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

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毫无效果。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

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搬出之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

式。此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北屋的中间，后面接

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ot;老虎尾巴&ot;，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

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ot;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

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ot;（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关于老虎尾巴，许广平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ot;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

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

微风振技，熟果坠地。&ot;（替鲁迅设计这一寓所，是他的教育部同事李先生，这

老虎尾巴近乎画室，也是李先生所设计的）

鲁迅在北京十四年，主要的职务，是教育部佥事;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后来参加《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从事写作，先后在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莽原》这些报刊上

写稿，后面这两种刊物，他是主要的领导者。

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外人知道的很少;只有他的知友许寿裳提到他的&ot;提倡美术&ot;。许氏说:蔡元培先生任职教育部长，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这种教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的还很寥寥，惟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先生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鲁迅在民元教育部暑期演讲会，曾演讲美术，深人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他的讲演，曾刊在教育部的《汇报》〕。民元以后的北洋政府，一直不曾安定过，而官僚主义的政府，也用不着什么作为，所以鲁迅不一定有所表见（鲁迅有一篇《又谈所谓&ot;大内档案&ot;》，乃是官

僚主义的最妤注释〕。此外提到鲁迅在教育部时期的工作时，实在纟艮少，只有周作人说到周瘦鹃翻译《欧美小说译丛》三册，由教育部审定登记，那条赞许周氏的批复，是鲁迅所做的;那时他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知道译介西方文艺的重要，很希望周氏能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的。

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小说史，那是周作人所推介的。关于这一经过，

周氏有很好的追记。他说:&ot;鲁迅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巳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他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他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但因为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票友，马幼渔君正当主任，有一年他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鲁迅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方便，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幼渔换了别的什么功课，请鲁迅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如胡适之、马隅卿、郑西谛、孙子书诸君，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慨。但那些似只在后半部，即宋以来的章回小说都有，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

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

鲁迅是有志于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全书的，可是在那社会动荡的生活不安定的情况下是无法成书的。他生前曾写信给笔者说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须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1。

十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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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鲁迅在北京那一时期中，有几场重大事件，笔者且分别追叙一下。我们

知道在《新青年》积极推动新文化的进程中，鲁迅巳经参加了他们的战斗行

列;可是，到了一九二四年，《新青年》本身有了分化了，五四运动带来的文化

髙潮，已经慢慢地退落了，所以，他在《彷徨》的序诗中说:&ot;寂寞新文苑，平安

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ot;&ot;《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髙升，有的

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ot;1

《新青年》内部的分化，我们从陈独秀、胡适的往来通信中可以看得很明白了。一九二〇年年底，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去了，《新青年》的编务，交给了陈望道手中。那时的《新青年》，宣传社会革命的气味很浓，社内外人士都不十分满意。所以独秀寄给胡适的信中也说:&ot;《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

不以为然。陈望道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ot;胡适的复

言，提到三个办法：&ot;（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别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

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ot;当时，在北京同人，都赞成归北京编辑，可是，到了结局，《新青年》还是分裂了。当时鲁迅曾表示意见：&ot;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它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ot;这是他从《呐喊》到《彷徨》

的经过。他说他自己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近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

鲁迅后来准备从厦门离开时，也曾说到他心头的彷徨：&ot;我对于此后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