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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七

1971年的&ldo;九一三&rdo;事件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留北京值班未参加会，加上他那种除工作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不打听的自我封闭作法，使他对&ldo;九一三&rdo;之前中央领导层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并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苏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是战备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人跟他&ldo;路线交底&rdo;或透风。9月13日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亲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当时并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周恩来还向父亲布置部队的戒备工作。

9月24日，父亲随副总理李先念赴越南访问，他原定的任务是结束访问后代表团回国，他一个人留下来，赴越南南方考察战场，学习越南抗美经验。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在机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揭发黄永胜。

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西山的机关住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移交北京卫戍区3师看押，地点不详，事后我们才知道在北京的通县管庄。

在此羁押的人员不少，几栋楼关得满满的。每个人由一个班看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关押期间不能与任何亲属见面。父亲说这些人里，哪条线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ldo;文革&rdo;初期就在这里了，林彪事件以后许多年还没有出去。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就是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间，父亲生死不明，我们承受着巨大压力。

随着审查的深入，父亲大多数问题被排除了，但在&ldo;第一号号令&rdo;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ldo;林彪政变反革命预演&rdo;的&ldo;第一号号令&rdo;像一座山似的压在父亲头上。

1971年底，负责对父亲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得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ldo;总理已经讲了，&lso;一号号令&rso;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rdo;

父亲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ldo;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lso;一号号令&rso;？主席说，什么&lso;一号号令&rso;？我没听说过。&rdo;

&ldo;这一点也不奇怪，&rdo;父亲坦然地说：&ldo;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到什么&lso;一号号令&rso;，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到这个电话稿的编号。&rdo;

两位领导对父亲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ldo;一号号令&rdo;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中共执政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任军委主席。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ldo;文革&rdo;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那时像部队每天搞个五公里越野、不对炊事班搞个野炊训练都要报告毛主席。考虑到主席日理万机，军委办事组经研究后报主席批准，部队在营区五公里以内的军事训练报总参作战部备案即可。可想而知，像发布&ldo;一号号令&rdo;这样的大动作如何能瞒得住他？林彪&ldo;玩弄&rdo;这样的&ldo;反革命政变&rdo;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ldo;号令&rdo;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况且，从1969年4月党的&ldo;九大&rdo;后到当年12月，经军委和总参向全军发布内容相近的战备命令不止一个。拿一个战备命令的编号大做文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1【刘志男：《1960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妮娜第3期。】期间对专案组提出的问题，父亲凭着记忆，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经常与专案组&ldo;顶牛&rdo;。

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据事后曾参加过父亲批斗会的同志对我讲，开批斗会时，在主席台上摆个凳子，父亲被带上来，光着个头，穿着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棉袄，脚上蹬着一双黑布老棉鞋。被叫坐后，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又掏出个烟嘴插好，静静地等候批判。这时台下总参通信站的女干部就会带领狂呼口号，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阎仲川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每当会议组织者提出问题叫父亲回答，父亲都不急不恼有理有据认真对答，对不实之词时有顶撞，一时间会场大乱，这使组织者很恼火又无奈。接着又是一阵疾风暴雨般的口号，最后你父亲干脆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会议组织者本想打打父亲的态度，结果适得其反，草草收场。最后专案组只得将他的问题&ldo;挂&rdo;了起来。

后来听父亲说，专案组头一年还讲点道理，后面就不讲理了。他们态度粗暴恶劣，不仅让父亲承认在作战部所作所为与&ldo;反革命政变&rdo;有联系，甚至拿着某人在高压政策下做的、所谓湖南为林彪南逃做准备的伪证让父亲认账，要父亲向他学习。2【某主要领导谈《在湘遭遇》中提到，1971年8月7日湖南省委组织的哲学学习班去汨罗参观，因动用了专列，架设了电话；湖南省委为给主席修房子而派人去广州学习等这些正常广州，在张春桥的授意和高压之下，他违心地作出：&ldo;派出专人&rdo;、&ldo;架设专线&rdo;、&ldo;开出专列&rdo;为林彪难逃做准备的伪证。该证据被写入中央批林批孔文件。】这回惹恼了父亲，父亲当着专案组的面将这些伪证材料拽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