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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冷战之初的号召是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肯尼迪就任增强了这一号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遏制战略背后的军事学说开始瓦解公众意识。在武器的毁灭性与使用武器的目的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有限使用军事核技术的理论都不可行。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背后的实力将造成无法接受的平民伤亡，必定在几天内便殃及双方数千万人口。这一估算动摇了美国领导人的自信，也动摇了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

此外，遏制政策运用于亚洲边缘时，遇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情况。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政治传统虽然遭到破坏，但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也能帮助恢复政治活力。但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政治架构脆弱或刚刚建立，经济援助快速实现了稳定，但也马上带来了腐败。

这种困境在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顶点。1951年，杜鲁门派出文职顾问到达越南，对抗游击战争。1954年，艾森豪威尔增派了军事顾问。1962年，肯尼迪批准作战部队作为辅助人员进入南越。1965年，约翰逊部署了远征部队，人数最终达到50万人。肯尼迪政府已经走到参战的边缘，约翰逊政府更是走到台前，因为它深信北越袭击南越是中苏在全球争夺主导权的前奏，美国必须出动军队进行抵制，以免东南亚落入共产党的控制。

保卫亚洲的时候，美国建议像在西欧那样推进。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ldo;多米诺骨牌理论&rdo;，一国陷入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会跟着陷落，所以美国运用遏制理论（按照北约模式）来反击侵略者，实施经济和政治重建（如同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为了避免&ldo;扩大战争&rdo;，美国极力避免打击河内的军队位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庇护所，而他们则利用这些地方发动进攻，造成数千人伤亡，然后又退回原处，躲避追击。

美国的政策是捍卫南越的独立，消灭北越武装和部署的颠覆南越的力量，集中力量轰炸北越，促使北越重新考虑其征服政策并开始谈判。除此之外，美国历届政府从未制订过一项终止战争的计划。直到约翰逊政府中期，美国的政策既没有收到显著成效，也没有引起多大争议。1968年的新年攻势从传统军事角度来看是北越遭到惨败。但被西方媒体描述为北越惊人的大捷和美国失败的例证。这一波民众抗议和媒体批评的浪潮触动了政府官员的神经。

新加坡&ldo;国父&rdo;李光耀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亚洲领导人。他在言谈和作品中都坚定且高调地认为，对于维护东南亚的独立，美国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共产党在越南取得胜利对整个地区的影响，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到美国全面参与越南战争的时候，中苏团结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整个20世纪60年代两国都处于明显的危机之中。中国受到&ldo;大跃进&rdo;和&ldo;文革&rdo;的严重破坏后，越来越把苏联视为危险的对手。

在欧洲使用的遏制原则在亚洲证明并不奏效。在欧洲，战争导致经济危机，就会威胁和破坏传统的国内政治制度，就会出现不稳定。但东南亚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些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南越，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试图在做出军事努力的同时，加紧开展政治建设，以缩小差距。美国一方面与北越主力打常规战，另一方面与越共游击队打丛林战，还要在这个数世纪以来不知自治和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大搞政治工程。

经过一系列政变（其中1963年11月那次政变实际上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鼓励，并得到了白宫的默许，期望军事统治能够带来更加自由的体制），阮文绍将军崛起为南越总统。冷战之初，南越政府的非共产主义倾向曾让美国相信应该支持它，以防范苏联的图谋。可是现在，在一片相互指责中，南越（在血腥内战中）未能成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反而遭到激烈的谴责。一场起初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战争，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却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不道德和欺骗等指责满天飞，&ldo;野蛮&rdo;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形容词。美国的军事介入被说成某种&ldo;精神错乱&rdo;，反映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深刻缺陷。肆意屠杀平民的指控成了家常便饭。18

美国国内有关越战的争论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在涉足印度支那事务的历届美国政府中，有许多官员充满智慧、廉洁正直，但他们突然被指控为可耻的傻子和骗子。这些争论起初还是关于可行性和战略的理性辩论，最终却变成了街头游行、恶语谩骂和暴力行为。

批评者正确地指出，在战争开始阶段，美国的战略极不适应非对称冲突的现实。轰炸时断时续，以测试河内的谈判意愿，但结果常常造成僵局。美国动用的武力足以招致谴责和抵抗，但不足以坚定对手进行严肃谈判的意愿。越南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渐进升级理论的后果。尽管核超级大国对峙时这一概念运用得体，但它并不适用于与采取游击策略的对手进行非对称冲突。有人希望经济改革与政治演变相互促进，但事实证明这在亚洲行不通。这些都是可以严肃辩论的问题，但不是诽谤中伤甚至在抗议活动中袭击大学和政府建筑的理由。

远大志向的破灭摧毁了自信，而失去自信后，执政者变得手足无措。此前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尤其对学生的怒火感到痛苦。由于年长者的不安全感，懵懂青年的正常不满变成了有组织的发泄愤怒，造成了全国性的精神创伤。民众示威愈演愈烈，约翰逊总统（他依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保护自由人民、抵抗极权主义的行动）在任最后一年公开露面仅限于军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