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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ldo;三好&rdo;,即&ldo;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rdo;。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ldo;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rdo;。堵塞衡口工程时,&ldo;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rdo;。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ldo;土特产&rdo;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皇帝说:&ldo;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rdo;(《清会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这个规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ldo;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rdo;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ldo;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rdo;,皇帝惊叹:&ldo;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rdo;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ldo;如意&rdo;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掸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掸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当代官场上有两个怪现象‐‐办事处现象和司机现象,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实在乾隆年间早已经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掸望冒赈案发,就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ldo;坐省长随&rdo;,就是把&ldo;贴身长随&rdo;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说,王掸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ldo;长随&rdo;守候在省城,建立&ldo;办事处&rdo;。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掸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ldo;坐省长随&rdo;送进。王掸望交代说:&ldo;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rdo;王掸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ldo;坐省长随&rdo;来完成这些&ldo;交易&rdo;。

四和砷与议罪银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ldo;讲究&rdo;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外,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财。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意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清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砷策划出来的。

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大的贪污者,人们的研究实在已经够多够细了。不过,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砷火箭般蹿升中体现出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和砷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砷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

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ldo;不增加百姓负担&rdo;的承诺。

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闻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蔼地和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说,他26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砷,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了,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砷说自己18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ldo;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rdo;和砷说能,于是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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