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院春秋思江陵(2)
贡院作为选拔士人的场所,常会有科场舞弊案件发生。如弘治四年直隶巡按史王鉴之曾上疏谈到南京贡院作弊的情形。当时南京贡院规模窄狭,四面都是居民楼房围绕。容易发生的作弊,如乗巡视官员未提防时登髙投掷;又因内帘上只隔一板壁,声息相闻,方便试者通消息。万历十六年(1588年)应天府尹张槚也上疏提到,他在八月廿七日往贡院封锁什物时,见千余人混入。询问之后,知道乃是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到天明才验出。对于此事可能涉及试卷被偷换等可能,他建议进行追查。北京的贡院虽然巡查监管较外地严格,但在万历以前,因贡院场地狭隘,建筑简陋,类似的事情也会有发生。 北京贡院建筑在万历以前还是草席木板结构,且又实行&ldo;锁院贡试&rdo;制度,故最怕着火,而着火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贡院着火的事件很多。据《琐缀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主考顺天乡试时,初试前夜。场屋起火烧残试卷和场屋。后在曾鹤龄建议下,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贡院起火后,监察御史焦显反而锁上贡院之门,不容人员出入。被烧死的举人有九十多名。因为这次火灾,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色,以表其门。但礼科给事中何琮反而弹劾他,说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一度令阎禹锡下锦衣卫狱鞫讯。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ldo;天下英才之墓&rdo;,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因为这场大火,礼部建议选择城中宽阔之地另建贡院。此事经过工部讨论,工部左侍郎霍瑄、右侍郎薛远选择户部的安仁坊草场,请改为试院,将原来的草席竹苇改造为板房。但英宗不同意。令沿袭旧址。只在天顺七年五月将原贡院修复。而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除了这两场火灾,正德十五年(1520年),贡院的明远楼也被烧毁,第二年,御史汪嗣等主持修复,并对原贡院狭隘道路有所扩建,不过这次维修规模很小。嘉靖初年名臣林俊撰写《文场修建记》记述了此事。在嘉靖朝,又有官员提出贡院场地狭窄的问题,讨论另建或者扩建。有人建议将贡院改在京城西北空地。又有人说东方是人文荟萃的场所,原址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应该在原址上扩充。但这次讨论没有最终结果。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原贡院修于永乐时,当时秋试不过数十人,春试也只有百余人。故贡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足敷使用。到了后来,人文渐开,在北京贡院参与考试的人员,最高可达四千余人,但贡院逼隘如故。而且又与当地居民房舍混杂在一起,非常有必要进行改建。 重建工作在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展开,至三年(1575年)九月告竣。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及赵用贤《重修贡院记》均记载了此事。这次重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面积,方圆达一百六十丈;二是将房舍改为砖瓦结构。修成后的贡院,外面围有荆棘墙。门朝南向,门前立有三个门坊,左边的门坊称&ldo;虞门&rdo;,右边的称&ldo;周俊&rdo;,中间的称&ldo;天下文明坊&rdo;。内有两道重门,左右各一,以备稽查。再进去又有一道龙门,实寓&ldo;鲤鱼跳龙门&rdo;之意。穿过龙门直甬道,则是明远楼。在贡院的四角各有楼相望,作为瞭望监察之用。自东向西共有号舍七十区,每区有七十间。将号舍原来的木板屋改为瓦甓,可以避风雨,防火烛。再往北走,中间为至公堂。堂分七楹。至公堂以东有一间供监察之用,再往东有三间供弥封试卷以及供给的场所。至公堂西面为对读誊録场所,共两间。至公堂后面为燕喜堂,有三楹。自东向西,有室凡十六楹,供诸书吏、工匠居住。其后为会经堂。堂东西有二十三间经房相连,供同考官居住。
贡院春秋思江陵(3)
万历的这次贡院重修,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春试和秋试,直至明亡,贡院都未再大修过。清人入关,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京师的科举考试仍然在明代贡院原址上进行。只是明代建的三个门坊分别改名:中门改为&ldo;天开文运&rdo;,东门改为&ldo;明经取士&rdo;,西门改为&ldo;为国求贤&rdo;。到了雍正时期,贡院有所修补。乾隆年间,又把贡院修葺一新,竣工时乾隆还亲自去视察,并留有:&ldo;从今不薄读书人&rdo;的诗句。清末废除科举,贡院改作他用。近几十年,随着北京城的发展,现在的贡院只剩下被改造过的两个四合院,均已破旧不堪,与四围的中国社科院以及供富豪居住的&ldo;贡院六号&rdo;等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胡吉勋)
西海临风吊李贽(1)
在北京城周围,明人的陵墓众多,但明代思想家的墓,北京可能就只有一座,那就是通州的李贽墓。三百年来,沧海桑田,李贽墓也历经风雨,几经迁移,但终于在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保存下来了。 李贽不是北京人,他出生在福建晋江,而他最后选择北京通州作为人生的归宿,说到底,与他的思想有关。作为思想家,李贽在明代后期独树一帜。明代以孔孟儒家思想及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李贽却对孔孟之学及后世道学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在整个封建时代,可谓空前绝后;同时,李贽还对许多历史问题,作出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评价。由于被统治者和道学家们视为异端,李贽四处不得安身,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到北京。此时他已75岁。 李贽这次是从河南商城的黄蘖山而来,奉同他前来的是通州人马经纶。1600年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回到了他生活过的麻城龙湖,准备在那里以终天年。而麻城的反对者对他的归来,非常恼火,害怕他的叛逆思想在此漫延,于是他们纠集人众,以维护风化为名,捣毁了李贽的芝佛院。李贽只好逃往黄蘖山的朋友处。此后不久,曾任御史的通州人马经纶来到黄蘖山访问李贽。马经纶本想在武昌为李贽建一安身之所,但后来考虑到武昌也是恶人聚集的地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到通州时,李贽已是病魔缠身。连年的东奔西走,风波险阻,严重地损害了这位老人的健康,本就瘦弱的身躯,就更显老态。但他神清志明,并充满乐观。面对病魔,李贽还是李贽,还是那个具有非凡斗志的人,他不会轻易倒下。马经纶的家在通州城里,李贽在马家一边养病,一边仍旧读书不辍。在这里,他完成了《九正易因》这一易学著作的最后修订,这是他一生无数著作中,唯一在北京完成的书。 通州,原不是李贽心目中的终老之所,他有家不回投奔朋友耿定理,把黄安作为归宿;黄安不成,改为龙湖;龙湖不成,不得已来到通州。但他很快就认定了通州,他对自己的学生说:&ldo;我的百年之计,就在盘山了!&rdo;事实上,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归宿,这就是李贽。1601年冬至1602年春,病魔再次肆虐,李贽自感来日无多,便写下了《李卓吾遗言》,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安排。 也许,命运之神不允许一位斗士就这样平淡地走完人生的里程;也许,上天希望斗士最后敲击一次醒世的警钟。于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在1602年春天拉开了帷幕。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在恶势力的支持下,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弹劾李贽,诬蔑李贽有三大罪状,一是惑乱人心;二是行为不端;三是败坏风习,他说,李贽现在移居通州,他一旦进入京城,就会像在麻城一样蛊惑人心。请求惩治李贽,并焚毁其书籍。明神宗令五城兵马司严拿治罪。于是兵士马不停蹄直奔通州。 这时的李贽已重病在床数月,对外界的这一切毫不知晓。当听见门外的喧哗人声时,他便问匆匆进门的马经纶,马经纶回答:&ldo;兵马司来人了。&rdo;李贽一下就明白了,他迅速下床,只迈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便大声说:&ldo;他们是为我而来,快给我取门板来!&rdo;于是他躺卧在门板上,高声说道:&ldo;快走,我是罪人,不能停留。&rdo;于是他被人抬着,向外走去。 此刻,马经纶显示出了燕赵之士的侠肝义胆,坚决要与李贽同行。李贽阻止道:&ldo;被革职者不许入京,这是制度,而且你还有老父在。&rdo;马经纶说:&ldo;朝廷把您当作妖人,那我就是窝藏妖人者,要死我们就一同死,绝不能让您去坐牢我却留在家里。&rdo;于是他们一同离开通州城。就这样,李贽在这个迟到的春天里,被抬进了北京城,投进了监牢。 第二天,兵马司的一个指挥审问李贽,李贽被架着胳膊拖进大堂,由于无力,他躺卧在冰冷的石阶上。指挥问:&ldo;你为什么写坏书?&rdo;李贽答:&ldo;我著书甚多,白纸黑字,它们对圣教有益无害!&rdo;指挥对李贽的倔强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