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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目光如电的曾国藩在郁郁不得志中消磨了两个月的光阴，当此良机，哪能放过，于是，十月二十四日上奏，请练水师。咸丰皇帝早以长江之上没有水师抗扼太平军为忧，见奏大喜，立即表扬：&ldo;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rdo;。靠着这份敏锐，曾国藩发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处造船募勇，规划未来。此前募集六千人支援江忠源的计划，也因时局而改变。十月后，太平军从湖北撤军，转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助手）、安徽巡抚江忠源（刚由江西到任）相继死事。于是，最新的战略演变为：湖北解严，湖南援兵不用北上，留驻省城待命。而长江上游亟待组建一支水陆大军，在加固岳阳、武昌防守的基础上，沿江东下，与驻扎在南京、扬州城外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遥相呼应，逐次扫荡江面及沿岸，最终形成对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包围。计划中，出湖南下长江的水师，其高屋建瓴、改变全局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请旨成功、督办水师的曾国藩，一夜之间，反客为主，将资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权利握于一手。尤为关键的是获得了绝对优先的经济支持，不但省库有义务供应造船募勇（水师勇丁）的军费；广东解往江南大营、湖北防军的经费也可以截留提取；军队的粮食供应则直接提用漕米；办起民间捐输来，也更加振振有词。相形之下，王錱的部队反而成了鸡肋，唯一的任务就是出兵攻剿周边零碎匪徒，再要求添兵加饷，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打仗极为讲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为主；此次化解人事纷争，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

既然重做主人，异日统带水陆出省攻剿，决定权都落在曾国藩一人之手，带谁不带谁，就都凭他一句话了。他如果将王錱列入名单，王錱所部才会有资金、军备方面的支持；他不带王錱出省，王錱就会沦落为一般的团练主管，生活全靠自理了。一切的关键，在于曾国藩记不记仇。很可惜，咸丰三年，四十三岁的曾国藩，修养还没到这份上。对于王錱中途投靠其私敌的&ldo;叛徒&rdo;行为，他不能忘怀，而王錱能征善战的本领，他却有意淡忘。

当然，这种泄一己私愤的行为，必将遭受来自官绅各界的质疑，不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悍然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那是莽夫手段，曾国藩所不取也。他对王錱约法十条，其中&ldo;必不可改者五条&rdo;，王錱可以&ldo;自为主张者三条&rdo;，曾国藩&ldo;自办而不以书告者三条&rdo;。我们来逐条审议这十条的内容：

&ldo;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rdo;：

一、汰选勇丁，合格者训练两月以上，方可出征。‐‐粗看问题不大，其实为以下裁减王部，由三千变为两千，埋下了伏笔。

二、王錱三千人应该划分成数营，每营由营官一人、帮办四五人统带，&ldo;不必由足下一手经理&rdo;。‐‐这条最要命。按照曾国藩刚刚定下的湘军营制，每营定员五百，设营官一名。各营官互不统摄，全都直接听命于曾国藩。曾和各营官之间并不设立统带数营之&ldo;分统&rdo;职位，行政架构完全扁平化。若依此办理，王錱所部则当分为六营，他不过统领一营而已。从方面大帅降格为偏裨小将，势所必争；昔日帐下属员，居然并肩同事，情何以堪？

三、军备方面，&ldo;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轻出&rdo;。‐‐军械及费用，曾国藩不会按照王錱现有三千人的规模配拨，而只按照二千人的限额制订预算（见&ldo;自为主张者&rdo;第二条），超出部分，经费自筹。筹集不及，必然出现&ldo;一械未精&rdo;的情况，那么就&ldo;不可轻出&rdo;了。

四、需雇用船只，作为随军的后勤中心。‐‐关键还是在于经费预算。人多，要雇的船也多，超出部分，又得自筹。

五、日常消费，&ldo;以船为市&rdo;。‐‐此条的意思在于推行集团采购制度，降低行军成本，控制现金流动。食品和日用品都先期由粮台采办，储备在随军仓船。兵勇入营，须用饷银兑换&ldo;吾船之钱&rdo;，然后购买&ldo;吾船之货&rdo;（颇类似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如此，则&ldo;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rdo;。这是&ldo;必不可改者&rdo;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ldo;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rdo;：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ldo;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rdo;。‐‐这条其实是变相的&ldo;必不可改者&rdo;。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ldo;歧视&rdo;？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ldo;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rdo;：

一、&ldo;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rdo;；‐‐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ldo;分统&rdo;，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ldo;老湘营&rdo;和&ldo;楚军&rdo;，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