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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ldo;留半城屯其馀众&rdo;和&ldo;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rdo;；是一个意思，即苏州并非全部由淮军控制，而是两军共管。降军所以要保留二十营，并非编入淮军，而是用来屯守苏州&ldo;半城&rdo;。

&ldo;受翎不薙发&rdo;和&ldo;讵郜云官并未薙发&rdo;；郜之保持&ldo;长毛&rdo;发型，乃经洋澄湖会议商定，早有成议，并非违约。

&ldo;三事&rdo;以外，李鸿章报告还多出一条，就是&ldo;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rdo;；此或《类钞》漏记，或是李鸿章捏增，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乃是这些条件根本就是洋澄湖谈判确定并经戈登担保的&ldo;成议&rdo;，而不是降人开门迎师后临时增添的&ldo;动议&rdo;。

限于国体（如&ldo;受翎不薙发&rdo;）、政体（如&ldo;奏保总兵、副将&rdo;），程学启早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而&ldo;亦允之&rdo;，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早日拿下苏州。当时战局，实有利于淮军，假以时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军机处和曾国藩正在催调黄翼升水师，并已发下最后通牒：再不应调，即兴参办。果真参办，水师势必调离；水师调离，城围势必松懈；城围松懈，克复必成虚愿。程、李当日并不能预知苗沛霖即将覆灭，而是以为黄翼升水师必在短期内离开江苏，赴淮协剿。那么，如何在水师离开前最大限度发挥水师的作用，成为淮军战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师在，可以继续攻城，但不能保证如期攻下；水师不在，则遑论攻城，并因此减轻敌军的压力，得随时提防敌军的反攻倒算；江苏攻守大局，敌我消长之势，将为之大变。为避免出现此种局势，其战略决策必须遵守如下原则：招降较之克城，用力较省，用时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须进行谈判；水师随时可能调离，则谈判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水师撤离，敌方压力骤减，便会拒绝投降。谈判要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纠缠细节，有求必应，甚至主动牺牲权益。于是，程学启在洋澄湖谈判中，答应了所有不合理、无法履行的条款。于是，郜永宽等人在五天内履行了合同义务，于二十五日来到淮军大营，要求李、程履行相应义务。于是，李、程因无法执行合同，遂悍然违约，杀人灭口。

李鸿章、程学启鉴于水师不日离苏的现实困难，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不可执行的法理局限，以杀降代替抚降。这就是杀降事件的真相。

谈判初始，程学启欺骗了郜永宽等降人以及戈登这个保人。随即，向李鸿章汇报，并告知事成后杀降的&ldo;方略&rdo;。李鸿章&ldo;踟躇三昼夜，不能决&rdo;；所以如此之故，无非三个原因：首先，谈判条款过于离奇。李鸿章知道朝廷不仅不会同意，甚至会因此进行责罚（胜保于本年初被杀，罪状之一就是&ldo;养筴贻患&rdo;）；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杀降的话，前所列举杀降之祸及舆论压力，必将集矢于作为统帅的己身，自己应否承受？能否承受？最后，戈登身为保人，杀降势必玷污他的名誉。彼人一怒之下，是否会引发常胜军和淮军交恶乃至&ldo;开仗&rdo;，甚而导致中、英两国的外交危机？场面闹大，能否&ldo;驾驭在我&rdo;，实无把握。他&ldo;三昼夜，不能决&rdo;，程学启可没心思看他&ldo;踟躇&rdo;，故&ldo;以（离）去要（挟）之&rdo;。但求成功、不择手段，即所谓&ldo;小人无忌惮&rdo;的很忍之心，终于占了上风，就这样，他半推半就参与到杀降事件中，并着手布置善后事宜。程学启对降人可以一杀了之，李鸿章作为一军统帅，乃是最终责任人，则需考虑到事后的危机公关。

一个是道德、舆论层面的公关。伯牛作为历史爱好者，可以将这个先骗降后杀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讲一遍，他却不能。因为，杀降不过是&ldo;暴虐&rdo;，依照雷锋同志所说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名言，过分一点而已，尚无伤大雅；倘若此前还有骗降的勾当，那么，他就不但破坏了&ldo;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rdo;（招降谈判，李、程实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则，也触犯了&ldo;人而无信，不知其可&rdo;的圣门家法。较之&ldo;暴虐&rdo;的恶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他务必要文过饰非，尽行撇清。因此，他在报告中混淆次序，调换因果，将敌我经谈判确定的&ldo;成议&rdo;置换为敌方临时倡发的&ldo;动议&rdo;，将有组织有预谋的杀降解释为仓促应变的&ldo;立断当机&rdo;。藉此信息不对称之故，外界看到他的&ldo;第一手&rdo;材料，尽管对杀降不无微辞，但也能体谅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如此公关的结果就是：朝廷没有一丝指责，并讥讽&ldo;夷人&rdo;的抗议是&ldo;不明事理&rdo;；同侪不仅不谴责，甚而设身处地，予以褒扬；洋商以及英国外交官们在经过初期条件反射的愤怒之后，渐渐&ldo;淡然&rdo;，甚而&ldo;以杀伪酋为是&rdo;。

还有一项公关，稍嫌麻烦，就是如何安抚戈登。那时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权、公法等&ldo;普世价值&rdo;取得共识，李鸿章这套便宜行事的说辞，尤其不能说服特别重视荣誉的戈登将军。戈登在昆山知道这个消息后，&ldo;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rdo;，发誓要消灭李、程和&ldo;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rdo;。据闻，他&ldo;自携短铳以觅之&rdo;，要和李鸿章进行一次私人决斗。但是，此时的淮军，已经不是初抵上海规模，而常胜军&ldo;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rdo;，所以，戈登&ldo;屡称对仗&rdo;，李鸿章&ldo;亦不甚惧怯也&rdo;。凡敢于利用、玩弄、出卖他人者，首要考虑的就是事态激化后是否有以制之，否则，就成了玩火自焚。淮军实力足以弹压常胜军，早在李鸿章和程学启的算计之中，戈登熟知彼己，自也不敢意气用事。双方不发生火拼，则事态尚未恶化，则公关之术犹有用武之地，李鸿章针对戈登实施的公关技巧，一是奏请褒奖，一是保持距离。李鸿章在杀降当日拜发的捷报中，奏请褒奖四个人，头功是程学启，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尚在其后。保持距离，则是不再召同常胜军会剿，独立完成军事任务，例如，收复苏州后，几天内淮军就攻克了无锡、金匮。此招正好挠着戈登的痒处；军人的使命毕竟是赢得战争、赢得荣誉，纠缠于道德准则，实在不是戈登这个&ldo;大名鼎鼎的异邦人&rdo;登陆中国的目的。两个月后，李鸿章稍示和好，他便尽捐前嫌，再度和淮军并肩作战。不过，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作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拒绝收受朝廷赏给的一万两银子，以此表示个人对于杀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见。他在褒奖令背面写下一段类似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宣言的文字：&ldo;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