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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随身物件，看到了也没有关系。霍今鸿如实交代很早就知道白项英跟付聘有那种关系，偶尔也能听见他在书房里“伺候”霍岩山，但这些都不是他故意要听的，而是动静实在明显。“我在这儿没有朋友，没事干的时候也只能想想你。呃，想你在干什么，睡着了没有，然后就……对不起。”吱吱呜呜半天，他觉得这点解释不足以证明自己是个真人君子，于是话锋一转恳切道：“哥哥，我不在的时候他来欺负你怎么办，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里啊！”白项英见对方当真是在想办法“保护”自己，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尽管这些保护措施很愚蠢，多余，且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就像上回激怒霍岩山换来顿毒打一样，但再愚蠢和多余那也是保护。在他孤苦无依的十多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谁对他说“有人欺负你怎么办”，从来没有谁不放心他“一个人”。一个人又怎么样呢，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啊！可现在他好像不是一个人了。如果袒露伤口能够换来一颗悬在头顶永远不会消失的星星，他想，那么也许，那些肮脏的疤痕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堪入目。星光会洗净它。“不要道歉，为什么总是道歉呢？”“因为……听见了不好的东西。”“我的任何事你都可以知道。”“哥哥……”霍今鸿怔怔地抬头。白项英伸手搭住他的肩膀，搂至胸前：“没关系，你可以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所以让我知道，你在看我。”47一不小心进了局子（起不出章节名）十月中旬霍今鸿回文化院上秋季学期的课。虽然功课大下了一大截，但因为本来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所以自我感觉问题不大。——这课上与不上好像也没有质的差别。在他休养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学校里其实发生了很多事。先是几位政厅高官的子女迫于舆论压力办理转学，其余部分学生的家长成立了“监护人委员会”向政府上书呼吁“教育无国界”，然而此举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其次是班上的学生开始拉帮结派搞起了“维权活动”，支援在日系纺纱厂里上班的中国劳工。这本来是作为政治活动被校方禁止的，但学生们偷偷摸摸地干，趁休息日出校聚集在一起发传单，听大学生演讲，连家里长辈都管不住，更别说学校了。预科班因为学生年纪小，日本人数量又多，平日里气氛还算和谐。唯独霍今鸿因为个子高，“尚未加入帮派”，回到校立刻成为高年级活跃分子的拉拢对象，在经历了几次实践活动后居然受到同伴的一致好评。他自己其实对街上的那些口号一知半解，也不清楚那些带头活动的“前辈”家里是干什么的，只听说是“帮中国人出头”，“打倒帝国主义”，因此很当回事地东奔西跑。没想到跑着跑着就出了大事。十一月下旬有一艘从日本来的走私船被青岛海警扣押，不良日商及浪人挑唆日侨去市政厅办公楼门口抗议，以给青岛海关施加压力。这种煽动普通侨民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两年屡见不鲜，但由于近日来两国关系格外紧张，消息一传出立刻引发华人众怒，双方动起手来，小规模抗议演变成了武力冲突。骚乱扩大的时候霍今鸿及其伙伴正好在市政厅附近，眼看着领事馆警察拿警棍往平民头上敲，当即忍无可忍加入混战。这时一名高年级男生不知从哪里弄来武器弹药，一群人围在一起干瞪眼。十四五岁的小孩，挥挥棍棒还行，枪恐怕是连摸都没摸过。霍今鸿就不一样了，先前刚住进东院的时候每天跟着警卫射靶子，闭着眼睛都能打中。这时候正好前方传来惨叫声，骚乱中心发生踩踏，好几处同时鸣枪示警。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各种声音刺激着霍今鸿的神经，几名同伴都急红了眼，空手的和拿着家伙的一齐往人群里挤，他操起把勃朗宁冲到最前面。第二天中午霍岩山先后接到警察署和文化院打来的电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两通电话都是日本人打的，中文说得词不达意，问了半天也没说清楚原由。霍岩山放下电话隔空把霍今鸿臭骂一顿，但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半个月前大藤理事就联系过他，说霍今鸿违反校规擅自离校活动。他认为小伙子偶尔违个校规根本不算个事儿，再不听话也比在家听话。结果到了晚上青木校长亲自打电话来告诉他霍今鸿盗用学校的弹药库，打伤了一名领事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