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上海一份文艺综合性月刊上公开发表过。这篇东西不期然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未过
目之前,方以为林怀部当眞有了下落,必然会揭露渴望一知的「眞象」,殊不料不看则已,
越看越不象话,后来已可断定原来是一篇「游戏文章」,结果落得一场空欢喜。有关这篇东
西的不眞不实,容待下节再一一指出,此处暂且搁下不提。
接下去再重复的简介「第二行动大队」的人事背景与社会关系,而后再引入本案:在本
书第一章中约略说过:「这一队的组成,颇有来头,据说是我们戴先生和上海闻人杜月笙先
生的一项合作,也是杜先生给与戴先生的一种支持。所以该大队的一般主要干部,不是杜先
生的『学生』就是『门下』。」像这一类型的合作关系,在过去是很少见的,说得具体一点,
就对日抗战的实质关系而言,当然是政府机构与社会潜在力量的紧密结合,另外的,或者说
私下里,总也免不了相互为用之处。
这里所称的「学生」,拜的是「先生」;所谓「门下」,拜的是「老头子」。从前的上海很
作兴这一套,此时此地,恐怕已经不大流行了,不过,多少还有点遗痕。第二队自队长以下
的成员,就是由这些份子组成的。他们所标榜的是义气,稍嫌欠缺的是政治意识,最大的优
点应该是占有地利了。
「行动第二大队」正式列入「上海区」的编组,和其它行动队受同等待遇,也依照规定
按月发给「生活活动费」;「上海区」也有绝对的指挥权,并不因为该队的背景特殊而另眼相
看。以前的历程我不太清楚,在我区长任内从未发生过人事问题。该队全员经常保持五、六
十人,必要时还有潜在的实力以资调补。也就是说,他们原不只此数,而纳入第二队编制的,
或者是造册子、领薪水的只有五、六十人而已。一旦需要更多的人力支持某项工作时,随时
可以召集更多的人。
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形大致如此,至于戴先生与杜先生之间有个什么约定,我就不知道了。
我任「上海区」长两年多,只和该队队长吉震苍同志见过一次面,相处不会超过十分钟,
所谈的也不过几句话,如此而已。至于队长的助理人员和其它干部同志们,一个都不曾接触
过,可以说除工作关系外,并无私人间的往还。因而,对该队的详情自然相当隔膜。
再说就是第二队与本案的关联了。「上海区」所属行动单位大小十几个,队员数百余人,
为什么其它单位无法在张啸林家布置内部线索,单单只有第二队有办法?这当然和它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