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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书院与湖湘文化

地域文化的建构往往要借助于历史记忆。宋、元、明、清以来湖湘学人在追述湖湘文化的历史与传统时，均认同周敦颐作为湖湘文化奠基者的地位。其实，这种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是与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历史上，湖南学人（或者是寓居湖南的士大夫）通过濂溪书院，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诠释，最终也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一、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

周敦颐，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生于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因故乡有溪名“濂溪”，晚年于庐山建书堂名“濂溪”，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与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周敦颐一边做官（曾担任过并不太重要的县令、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一边做学问，曾著有《通书》、《太极图说》。与他后来崇高的学术地位相比，其在世时的学术思想影响不大。但是，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他有两点贡献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他的学术思想涉及宋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极有开拓意义的回答；其二，周敦颐传学于“慨然有求道之志”的程颢、程颐两兄弟，而二程后来又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为中国学术史、文化史所作出的上述两点重要贡献，给后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有待于后人的不断理解、认知与开拓。周敦颐后来成为理学的开山之祖，与这两个重大学术文化的贡献有关。

但是，对两点贡献的理解和认识，则是后来的事情，特别是与南宋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有密切关联。周敦颐作为一个湖南人，以及后来在湖南做官、讲学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据周敦颐的年谱、家谱记载，濂溪先生的十二世祖就已迁入湖南定居，是一个地道的湖南人。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仍以故乡的“濂溪”命名书堂，可见其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同时，他最初做州、县地方官时，在湖南任职的经历较多，包括担任郴县县令、桂阳县令、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他在湖南做官时不仅留下了很好的政声、名望，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宋朝“循吏”对儒学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他在任郴县县令时“首修学校以教人”，作《修学记》；任邵州知州时迁建州学作《邵州迁学释菜文》，等等。所以说，周敦颐作为一个出生于湖南、又在湖南留下诸多影响的重要文化人，为后来湖湘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创造了条件。

周敦颐逝世时，并没有在当时引起特别的关注，甚至当时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中，没有人论及此事。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周敦颐的生前好友潘兴嗣撰有《周敦颐墓志铭》，其妹夫蒲宗孟撰有《周敦颐墓碣铭》。他的著作最初也仅由其家族收藏，据潘兴嗣记载，周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周敦颐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90。）在这种状况下，他很可能会被历史遗忘，更不可能拥有他后来的崇高声望、煊赫地位。

周敦颐逝世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他似乎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但是，几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南宋初年开始，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开始被唤醒。这时，已经有学者在搜集、整理他留下的学术著作，并开始继续讨论他著作中探讨的问题，修建纪念他的祠堂，创办“濂溪”、“爱莲”等与周敦颐有关命名的书院。而推动人们强化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文人学者，恰恰是湖湘学人。正是由于湖湘学者强化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因而有关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就有了湖湘文化建构的特别意义。

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及其儿子胡寅、胡宏、胡宁等一行因避靖康之乱而隐居湖南，在此创办文定书堂、碧泉书院，潜心治学育人，创立了湖湘学派。其中胡宏“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胡子知言序。张栻集，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19。）著有《知言》、《皇王大纪》、《五峰集》等，成为湖湘学派理学体系的奠基人。“东南三贤”之一的理学家张栻，就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后来，张栻主持了著名的岳麓书院，并进一步推动了湖湘学派的繁荣发展。可见，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是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亦是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理学家。最早唤起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恰恰正是湖湘学派的几位重要学者。

据胡安国的弟子回忆：南下的胡安国对周敦颐在湖南的遗事很感兴趣，曾向后来担任舂陵太守的向子忞说：“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遗事乎？”（胡铨。道州濂溪祠记，卷四。濂溪志。爱莲堂藏版。）显然，这和程门弟子中流传的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有关。当时，许多程门二传、三传弟子对此事并不得其详。胡安国携全家及门下弟子长期隐居湖南，而周敦颐又恰恰是湖南舂陵人，这种地域的关联性，是激发他们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诱因。所以，胡安国的儿子胡宏和弟子胡铨、向子忞是最早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重要人物。受到父亲胡安国的影响，胡宏表现出对周敦颐的特别关注，他编《周子通书》并作序，即朱熹所谓的“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胡宏对周敦颐的《通书》评价甚高，认为“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161—162。）胡宏将周敦颐的书提到这样高的地位，显然也是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一种特别强化。

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还与胡安国的另外两个弟子向子忞、胡铨有关。向子忞在从学胡安国时，就受到老师的诸多启发教育而十分尊崇周敦颐。后来他在担任道州太守时，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首次建道州濂溪祠，修好后，特请另一位湖湘学者胡铨作《道州濂溪祠记》。胡铨所作的这篇《记》不仅阐述了建设濂溪祠的过程、意义，而且还对周敦颐《通书》中以“诚”为核心的哲学理念作了系统的论述。向子忞创建道州濂溪祠，开创了湖湘地区乃至全国建祠祭祀濂溪之始，此祠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各朝，而且祭祀规格也不断提高。道州濂溪祠的创建，既有弘扬地域性湖湘文化的意义，同时又有弘扬道学文化的普遍意义。

继胡安国、胡宏、向子忞、胡铨之后，作为“一代学者宗师”的湖湘学派掌门人张栻，对强化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确立濂溪之学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在湖南地区广泛地纪念、推崇周濂溪之学。他为重新扩建的道州濂溪祠作记。淳熙五年（1178年）赵汝谊因原祠占地太小而加以扩建，并且立二程像于其中，张栻亲自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还在《记》中特别强调“先生之祠，凡学皆当有之，岂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当先者。”（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10：577。）事实上，他早就在不断地为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而呼吁和行动。因周敦颐曾任永州通判，零陵太守陈辉于永州州学新建濂溪祠，希望永州士子能够因此而重道崇学，张栻又撰有《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强调周濂溪传道二程，在理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周敦颐于治平四年（1067年）至邵州任知州时，曾迁建州学及文庙，并撰有《邵州迁学释慕文》（载《周子全书》）。乾道九年（1173年）知州胡华时又重新修复邵州州学，张栻撰有《邵州复旧学记》，并特别强调邵州州学是“复旧学”，因而鼓励湖湘士子在其中读书时，要“思夫当时先生所以望于后人者”，将对周敦颐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开拓结合起来。

其次，张栻不仅在湖南地区大力推崇周敦颐，还在他游宦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周敦颐曾经做官的地方倡导建设濂溪祠堂。广南东路的韶州也是周敦颐做官并留下遗迹的地方，淳熙二年（1175年）詹仪建濂溪祠，张栻为之作《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这一年，张栻正在知静江府任上，他在府学明伦堂旁立三先生祠，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道学人物。庐山是周敦颐晚年隐居之所，淳熙六年朱熹为南康守时曾创建濂溪祠，张栻作《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张栻为使当时的文化界能够牢牢地记住周敦颐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再次，张栻也继承老师胡宏的做法，通过刊刻周敦颐的著作，以强化对濂溪之学的记忆与传承。朱熹重新修订了濂溪的遗书，将《太极图说》列于《通书》篇首，张栻很同意这样的编排，他在严陵学官刊刻了包括篇首的《太极图说》的《通书》，并撰有《“通书”后跋》。

总之，北宋时期名望并不很高的周敦颐，在南宋初年湖湘学人胡安国、胡宏、胡铨、向子忞、张栻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其学术声望、道学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使其著作能得到广泛的刊行，而且纪念他的祠堂也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纷纷建立。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学者，在湖湘学者的倡导下成为学术文化界瞩目的“道学宗主”，成为“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的道统传人。湖湘学者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唤醒，与他们在湖湘地区传播理学、创建学派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种历史记忆对地域文化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周敦颐道学地位的最终确立，还与另一位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密切关系。朱熹与张栻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些重大的学术理念上十分一致，他们在对周敦颐的理解、评价上是相互影响的。但考虑到胡宏、张栻等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的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关联，我们认为张栻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更早、更值得关注。总之，在两代湖湘学人的不懈努力下，加上朱熹在重新诠释濂溪之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使濂溪之学的道学地位最终完全确立。到了宋理宗时代，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后，周敦颐的道学地位也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赐周敦颐谥号“元公”，淳祐元年（1241年）朝廷又封号“汝南伯”，并从祀孔庙。

二、濂溪书院的文化记忆

从此之后，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得到空前强化：他的著作被广泛地刊印，有的还进入了官方教科书；他的专祠和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已遍布全国。但是，对于湖湘士大夫而言，进一步强化周敦颐的乡贤身份及其地域文化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湖南的士大夫、乡绅，不仅仅是要保持对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文化认同，同时还应强化他在地域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性，即保持对周敦颐乡贤身份和地域文化代表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后来的湖湘士大夫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特别是湖南地区濂溪书院及其濂溪祠的建设，这对周敦颐的乡贤身份与地域文化象征的确立有着特别的意义。

地域文化分成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层面，二者既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元、明、清时期，书院是地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各个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繁荣程度的标志，在文化地理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最高形态，与那种奉诏而建的州县官学不同，它完全是士大夫出于对文化建设、学术发展、教育普及的追求而推动起来的。书院作为文化人士自主创建和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对各地地域文化的发达程度与文化传统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湖南地区地处长江流域以南，汉唐时期一直远离中原王朝，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也被认为是文化落后的南蛮卑湿之地。其实，所谓文化落后，是指地方的精英文化相对而言要比中原落后。在宋以后的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代表精英文化的理学学术与书院教育在湖南地区得以发展，成为十分重要的地域文化资源。湖湘之地的士大夫、乡绅在从事书院创建及地方文化建设时，十分注意强化对周敦颐作为地域文化象征的历史记忆，其实也是强化他在文化地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宋、元、明、清时期，在湖南出现了大量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书院命名一般以地名为主，但也有许多书院是以某些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来命名，因而这些文化符号具有强化文化记忆、突出文化特色的特殊意义。湖南出现大量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就是如此。

南宋时期，在湖湘学者的倡导和推动下，那些周敦颐宦游过的地方，纷纷修建了祭祀周敦颐的濂溪祠。就在修建溓溪祠的当时或以后不久，这些地方又纷纷创建了作为地方文化教育核心的濂溪书院，通过这种具有文化生产、文化积累、文化传播功能的书院机构，来强化周敦颐在文化地理中的特殊地位。

当然，最初是道州濂溪书院的创建。景定三年（1262年），该书院获得了理宗皇帝御书“道州濂溪书院”。知州杨允恭为之撰写了《濂溪书院御书阁记》，强调了书院的教育宗旨是“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原载湖南通志，卷二百七十九。转引自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12。）。道州濂溪书院自南宋创建后，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标志及其潜在意义，故而历经元、明、清各朝得以修复并延续办学，清朝时还获得康熙皇帝“学达性天”的赐额，地位一直很高。以后，因为湖南桂阳为周敦颐宦游之地，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知县周思诚创建濂溪书院，同时建祠祭祀周敦颐。该书院于宋元之际一度废弃，明正德年间修复，明清两朝延续办学。

此外，为了强化周濂溪在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宋至清，湖南省各州府纷纷创建纪念周敦颐的书院，以强化对周敦颐作为区域文化符号的记忆。根据地方志材料，并参考《中国书院辞典》的《中国书院名录》，可知当时湖南地区所建的纪念周敦颐的书院共有二十多所。

宋、元、明、清以来，全国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不少，但统计后可以发现，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主要集中在湖南地区，这当然与周濂溪是湖湘区域文化的代表有关。

与湖南地区濂溪书院同时出现并表达湖南人的历史记忆的，是祭祀周敦颐的专祠大量出现。其实，一般来说，每一所濂溪书院，均有一所祭祀周敦颐的祠堂。与此同时，在湖南地区的那些以地名命名的书院中，亦大量设有祭祀周敦颐的专祠。譬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本与周敦颐的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山长袁名曜还是建专祠于岳麓书院内，他的理由完全是地域性的文化记忆，即“濂溪周子为湖南人”，故而他认为应该激励湖湘士子继承濂学，即“乡之人有能读周子书、继周子业而勃然兴起者”。（朱汉民主编。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118。）由此可见，无论是创建濂溪书院，还是设置濂溪祠堂，湖南的士大夫群体均是强调“濂溪周子为湖南人”这一区域文化符号的历史记忆的。

三、周敦颐的文化诠释

为了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湖南地区的士大夫、乡绅等采取刊刻周子遗著、创办濂溪书院、设置濂溪专祠等方式，使得人们对周敦颐的记忆越来越深。但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乡贤的纪念活动，事实上，他们在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在展开对他的文化诠释。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个体将回忆点回到脑海中。换言之，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在每时每刻都能重构其过去。”（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03。）湖湘士人在回忆周敦颐的同时，也是一种“重构其过去”，即对周敦颐展开文化诠释的活动。

湖湘士大夫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是从儒家学说的普遍性与湖湘文化的地域性这两个方面阐发的。其实，湖湘文化建构的目标，恰恰是要建设一种既有天下普遍性、又有鲜明地域性的区域文化。所以，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文化建构的目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方针推行后，广义的中原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汉唐时期的中央政府，总是希望将这个产生于黄河流域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文化推广、传播开来，建立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所以，对于远离中央王朝政府意识形态核心的湖湘地区而言，其文化结构中的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之间并不是很谐调，往往体现出一种紧张性。一方面，湖湘地区保存了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传统，上古时期的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均是具有悠久历史、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但是它们均只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形态存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所要推广、传播的文化观念、社会礼俗，尽管它们是精英文化形态，却只能通过那些崇儒重教的儒家士大夫做一些外在的文化引进和灌输。譬如贾谊、柳宗元等士大夫在湖南开展的儒家文化的传播活动，对推广儒家文化虽有成绩，但并没有将普遍性的儒家文化融入地域性的文化之中。这样，汉唐时期的湖湘地区文化结构呈现一种二元紧张，具有区域性意义的民俗文化并不像儒家精英文化那样表现出普遍性的意义，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儒家精英文化却是指外来的中原文化，并没有表现出区域性文化的意义。

汉唐以来，湖湘地区的士大夫、乡绅所面临的地域文化建构的任务，就是要化解湖湘文化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建构一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湖湘文化。他们的努力终于在宋代取得成功。周敦颐及其濂学本身即是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湖湘文化的代表。周敦颐是历史上第一位在湖南地区土生土长的儒学大师，他曾在湖南的邵州、永州、桂阳等地做官讲学，故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周敦颐在中国文化史、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统合发展的要求，又具有深刻的普遍性。周敦颐能够作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恰恰在于他本人就体现出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作为湖湘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周敦颐的地域性特质与普遍性价值均需要进一步诠释。当然，这种文化诠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统一其地域性与普遍性的湖湘文化。历经宋、元、明、清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一代代湖湘士大夫、乡绅的努力，他们努力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不断展开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最终建构了一种既有地域性、又有普遍性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建构的完成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使周敦颐为代表的湖湘理学成为湖湘文化的核心文化。汉唐时期，湖南一直处于中原核心文化的边缘化地位，即所谓“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巽斋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1183：5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故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很低。这段时期内，尽管其他地域学术思想蓬勃发展，文化思想异彩纷呈，但是处于思想文化边缘地区的湖南，则无声无息。只是两宋以后，形势才发生了重大逆转。理学是宋明学术思想的主流思想与核心文化，这个向来“不为中原人文沾被”的地区一跃而成为“理学之邦”，是中国理学思潮形成、发展、集大成的几个重要省区之一，出现了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又形成南宋初期最盛的湖湘学派，还产生了理学总结者王夫之，晚清时期还有保持理学精神传统的湘军集团代表人物曾国藩等，有影响近代甚深的理学型教育家杨昌济等。可见，湖湘文化成为以湖湘理学为主流思想、核心文化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的建构完成，是在湖湘学派胡宏、张栻等人经过不断地唤起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才能够逐步实现其文化建构目的。到了南宋后期，这一文化建构的任务已经初见成效。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代，理学思想一直占据着湖湘地域的主流思想、核心文化的主导地位，即使明清时期涌现各种思潮，但湖湘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在强化。如尽管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大盛，但独有湖湘之地仍然推崇理学，这正如清儒罗汝怀所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其言字体意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各以程朱为宗。”（缘漪草堂文集，卷首。光绪九年刊本。）可见，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最终实现了湖湘理学在地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表彰了湖湘文化对中华思想文化的演变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凸显了湖湘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提升了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一种新兴文化思潮，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儒家学说向更具文化综合、更有哲学思辨的理论层次发展。而历来对中国学术文化贡献较少的湖南地区，一跃而成为理学思潮的重镇，既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包括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曾国藩、罗泽南等，他们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奠基、建构、发展、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影响全国的重要理学基地——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碧泉书院等。湖湘理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著名教育家、留学欧洲多年的杨昌济先生在湖南一师讲德育课时，仍然大量传授理学思想）（参阅**。讲堂录。**早期文稿。湖湘文库，甲编：380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25—551。）——地域文化的成就、地位与它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有关。以理学为核心文化的湖湘文化，在理学思潮形成、开拓、发展、总结、转型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为中华学术文化发展、演进的标志性成就，他们的思想学术成为中华学术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宝藏。

其三，实现了湖湘地域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性统一的文化建构目标。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的最终目标，均是为了实现当时及以后的文化建构。湖湘士大夫、乡绅们不断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是为了建构一种以区域性理学传统为核心文化的湖湘文化。同样，他们对濂溪学展开的湖湘地域性与中华普遍性的双重诠释，更是为了实现一种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建构目标。当湖湘士大夫、乡绅们反复宣扬濂溪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学术创新，特别崇敬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重要地位，异常强调周敦颐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均是为了凸显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普遍意义。另一方面，湖湘士大夫、乡绅们也在反复宣扬濂溪学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质，特别强调湖湘地域对濂溪学形成的历史条件，非常崇敬周敦颐作为湖湘之地“乡先生”、“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的品质，则是为凸显湖湘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地域性”与独特性。

（原载《求索》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