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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儒家科技教育的人文关怀（第2页）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通书·诚上第一。丛书集成本周濂溪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6：74。）

毫无疑问，“诚”是人能够成圣的人性依据，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法则，但是，“诚”的根源则在于那运行不息的“乾道变化”，是宇宙之大本的“太极”的呈现。正如朱熹对此所作的解释：“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诚即所谓太极也。”这样，作为“圣人之本”的“诚”，即能保证人文法则和自然法则的统一，达到求善的目的性与求真的规律性的统一。

由于儒家以“圣人之本”作为其终极关怀，这个“圣人之本”不仅仅是人文法则，同时亦是自然法则，所以，儒家又必须将自然法则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教育纳入其学说之中。如关于宇宙起源、天体运行等自然规律，从来就是儒家学者所极为关注、并倾心讨论研究的。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周易》，就是将探讨宇宙起源、宇宙过程、宇宙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周易》悉心描绘了宇宙起源的壮阔图景：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9。）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彖传。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1。）

这里展现的是乾元变化、万物化生的宇宙起源和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继续不断地提出和丰富儒家的宇宙学说。如汉唐诸儒将太极规定为“天地未分”之前的“元气”，孔颖达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周易正义，下册。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389。）宋初周颐则将《周易》的学说作进一步的发挥，他所作的《太极图说》，即建立起一个十分完整的宇宙起源学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丛书集成本周濂溪集，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2。）

这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论，尽管它的目的在于为儒家伦理完成其“寻源探本”的工作，以证明其自然法则是服务于人文法则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宇宙论体系，并能引导人们对宇宙诞生作出进一步的科学探索。南宋朱熹曾对宇宙自然的化生过程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所提出的天体演化学说，包含了更多的科学思想内容。他说：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朱子语类，卷一。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

据科学史家证明，朱熹在此所论述的宇宙诞生过程是一种极有科学价值的天体演化说。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就天体演化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星云假说”，推测太阳系的形成，在西方关于天体演化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发现他们俩的想法非常接近，只是朱熹的学说要比康德的“星云假说”早产生数百年之久。由此可见，尽管《周易》、周敦颐、朱熹等在讨论宇宙起源等自然科学问题时，均是为了论证仁义道德的人文法则与宇宙天地的自然法则的根本一致，但是他们提出的有关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的学说中，已经具有了大量科学思想的内容。

《周易》不仅探讨了宇宙的起源，尤其是探讨了宇宙的根本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宇宙自然的根本法则是阴阳的法则，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0。）。这个“一阴一阳之道”，成为说明一切自然现象的基本理论，故而也成为一切自然科学思想，包括天文学、地学、生理学、物理学、数学的基础理论，如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就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无论是解释人的生理现象，还是研讨病理和药物，均离不开阴阳理论的解释，所谓“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为阴，腑为阳”（素问·金匮真言记。姚春鹏。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0：30。）。人如果生病，则往往是由于阴阳失和，而药物治疗的功能，则在于滋阴或补阳，调和阴阳。为了研究宇宙自然的根本法则和阴阳变化的道理，《周易》的研究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象数之学。所谓象数之学，就是用数的变化规律及图像的演绎来说明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如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等，就是以数的变化来描述宇宙自然的化生过程及其规律。所以数学一直为历代儒者所重视。李约瑟认为：“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390。）汉代以后，儒家在经学研究中还形成了《周易》的象数学派，专门以象数来解释《易》理，阐发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数学成为儒者欲“通天地人之道”的重要知识。象数学不仅包括很深刻的数学知识，同时还包括了天文、历法、音律等方面的科学思想。如汉代《易》学大家、象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京房，就曾指出月亮盈亏现象是它反射太阳光的结果。

儒家的《易》学、《易》理所涉及的，主要是宇宙自然的起源、演变大法等科学思想的内容，这些有关自然法则的思想被纳入到儒家的“圣人之道”、“有体之学”的范畴，以证明儒家仁义道德的人文法则与宇宙天地的自然法则的根本一致。在此，儒家有关宇宙自然的演化、法则等方面的科学思想、科学教育与他们的人文思想、人文教育是一个整体。

其次再讨论儒家的“外王之术”与各种实用技术之间的关系。儒家有很强烈的参政意识，儒者深信他们的人文价值、社会理想必须通过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活动才能完成。但是，“外王之术”不同于“内圣之道”，如果说“内圣之道”所体现的是价值理想的追求以及形而上的向往的话，那么“外王之术”则恰恰体现了现实的功利追求和形而下的实际考虑。“内圣”代表的是价值理性，而“外王”则代表的是工具理性，“外王”要能得到治国平天下的政绩，离不开一系列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知识技能，既包括政治、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手段，也包括农、工、商等生产劳动和技术等方面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外王之术”。

由此可见，儒家的“外王之术”总是将农工商方面的知识技能纳入其内。儒家经典《尚书》中有《洪范》一篇，专门讨论作帝王者治国的根本大法，相传是箕子给周武王的建议。虽然《洪范》一篇是伪书，今人考证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所作，但是，它代表着儒家的治术思想却是事实。《洪范》包括九个方面的治国大法，故称“洪范九畴”。“洪范九畴”涉及到政治、伦理、宗教、军事、礼仪、科技等各个方面，它们均是当政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法，即所谓的“外王之术”。其中，科学技术是“洪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洪范”的第一条即是“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洪范。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6:296—297。）有关“五行”的思想和《周易》中的阴阳观念一样，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同时，关于“五行”元素的构成及其特征的思想，直接涉及到水利、耕种、医药、冶金等关于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科学技术。“洪范”以“五行”作为治国大法的第一条，显然是由于“五行”系古代科学思想的基础，又涉及农业、手工业、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均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故而被列为治国大法之首。此外，在“洪范”第三畴中列有八种政务，包括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祭祀、居住交通等方面的事宜，这些事宜均须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在“洪范”第四畴中则以“五纪”规定，包括岁、月、日、星辰、历数，这又属于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洪范”第八畴是“庶征”，即要求注意观察和把握诸如雨、旸、燠、寒、风等自然现象，顺应大自然，达到风调雨顺。由此可见，作为儒家所宣扬的九个方面的治国大法，即是将科学技术的知识技能包括在内，充分体现出儒家是将科技知识与教育包括在“外王之术”的范围之内。

儒家立足于“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价值观，希望能够培养出具有经世才能、学识的治术人才，故而也注重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这一点，在儒家所倡导的教学内容中有明确的体现。如产生于殷周、发扬于儒家的“六艺之教”，其中的数教，就是指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三代的数教，即所谓的数术。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数术包括天文、历普、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可见数教不仅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宗教巫术方面的知识。儒家学派充满重人文而不重宗教的理性精神，将《周易》从西周的卜筮之学发展成合天、地、人之道的义理之学。儒家对数术的态度，也在于数术中包含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自然法则和科技知识。《周礼·地官·保氏》中提出“六艺”之一的数教为“九数”，郑玄解释此“九数”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即为中国古代的九章算术。当然，六艺之教的数教尚不等同于后来的九章算术，但它应是九章算术的源头。晋刘徽《九章算术·序》中承认：“周工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他同意“九章”是“九数”之流。由于儒家的数教，就是承西周六艺之教而来，故此“九数”同样是儒家数教的主要内容，数教除传授数学知识和运算技能外，还包括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科技教育。这些科技知识的传授，均是与“外王之术”联系在一起的。如“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汉书·艺文志。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203。）可见，这些有关二十八宿、五星日月的天文知识，均是与圣“参政”联系在一起的，均属于“外王之术”的范畴。另外如“历谱”：“历普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汉书·艺文志。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207。）；又如“五行”：“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汉书·艺文志。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212。）这些科技知识技能，均可纳入“外王之术”的范畴。

还有一些儒家学者从事分科教育，治术教育是其重要方面，而科技教育同样被纳入其治术教育之中。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提出分斋教学法，他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将州学分为经义、治事二斋，《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

（胡缓）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

所谓“治事斋”就是培养具有治理政事的治术人才，哪些算是“治术”的内容？胡瑗是将水利、历算等科技教学的内容纳入其中。他以后主持太学时，也实行这种分斋教育。胡瑗倡导的分斋教育，将科技教育纳入“治事”教育中，对后来的儒家学者影响很大，成为一种比较通行的方式。明清之际教育家陆世仪倡导“湖学教法”，“经义则当为《易》、《诗》、《书》、《礼》、《春秋》诸科，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各聘请专家名士，以为之长。”（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丛书集成本陆桴亭思辨录辑要，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6：200。）在他所创办的漳南书院中分为六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此六斋中，“艺能斋”专门教授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内容均为科技教育。其“文事斋”也包括数学、天文、地理方面的科技教育。另外，清代国子监也按经义、治事斋教学，其治事斋则包括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等学科内容，或专治一事，或兼治数事，同样是将水利、天文、数学等科技教育的内容纳入“治事”教育之中。

由此可见，儒家亦很重视科技和科技教育，但是，他们所以重视这些，主要是因为科技已被纳入了儒家的“外王之术”、“有用之学”的范畴。儒家学者坚持认为，要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必须深入了解、学习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问题。这样，科技教育成了具有人文特色的治术教育。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