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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第1页）

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

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精神成果的累积，故而知识首先应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www.Pinwenba.com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又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每个人均是以某种先在文化条件为基础去认识世界和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将这种追求知识的先在文化条件称为“旨趣结构”和“先验框架”。由于人们获取知识的先验框架旨趣结构不同，故而会形成一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形态。

我们在比较中西知识的形态时，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差异：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主要是一种实践型知识，而西方传统的知识形态则主要是一种理论型知识。这种知识形态的明显差异，源于形成这种知识形态的先在文化条件的差异，即知识旨趣的差异。

所以，要深入思考和了解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就需要以比较的视角，探讨中国知识旨趣的差异和特征。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知识旨趣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知识的操作性

古代中国人的终极存在是天人合一的，他们眼中的宇宙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纯客观世界，而是一个必须由人类“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故而，古代中国人建构知识的出发点不是那个独立于人的宇宙存在，关注点也不是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过程，其知识关注点是人的参赞宇宙天地的活动过程和操作程序。

由于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更为关注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行为方式和操作程序，而并不特别在意知识应如何认识宇宙世界的存在和本质，故而中国知识传统的着重点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人应该怎样，正如一个美国汉学家所说的：“在古典时代的中国，‘认知’不是认知什么——即这样一种东西，它提供关于周围自然世界条件的知识，而是要知晓怎样很好地对待关系，在乐观地对待这些关系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时，怎样增强对这些关系的生命力的信念。”（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56。）所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特色、优长体现在操作方面。传统数学的长处不是有关定义、公理的“概念性知识”，而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运算操作的“程序性知识”，故而古代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算术知识和丰富发达的运算技术；传统医学的优长不在于对人体生理解剖和病理性质的科学把握，而是在如何观察切脉、如何配药用针的操作技术上，这种独具特色的医疗技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仍能发挥重要作用。同样，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礼乐刑名之学不是研究礼法的本质和原理，而是着重研究探讨如何制订、颁布、执行礼法的条文，有关如何操作的程序性知识永远是礼法知识的主体，人的操作模式永远是社会知识关注的对象。

由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操作性的特色，无论是作为一般儒生必须具备的经学知识，还是有关职官教育的专业知识，都保持着操作性的特征。儒家经学不是概念化、逻辑化的知识体系，而是操作性、规范性很强的程序性知识。就以“五经”而言，《周易》的决事、《尚书》的典范、《仪礼》的准则、《春秋》的义例等，均是后人的生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的规范性、程序性知识。儒经中有许多重要概念，但也是要求学生如何去“做”而不是如何从逻辑上定义。如《论语》中，许多学生均问老师什么是“仁”，而孔子的诸多回答则不是定义上的，因为他并不要求学生仅仅是明了“仁”的概念，获得“仁”的知识，而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应如何实践仁，包括“克己复礼为仁”、“爱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仁者先难而后获”等等。那么，学生要能真正理解仁就绝不是观念上的认知，而是行为上的“体知”，他必须能够在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体会、实践、了悟“仁”的精义。那么，这种对“仁”的学习过程不仅是知识学意义上的认知过程，而且也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实践过程。

其实不光是儒家，其他各家各派的知识形态均具有很浓厚的操作性知识的特点。向来以探讨抽象性很强的形而上之道著称的道家，他们在讲到许多关于“道”之不可描绘、不可言说的特点后，最后则讲了许多关于如何在实践中领悟、把握道的道理，正如庄子以庖丁的口气所说的：“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因此，尽管道家的理论十分抽象深奥，但是最终的知识具有浓厚的实践特色，以至于《汉书·艺文志》评述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南面之术”就是一种操作性知识。

由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故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历史上那些重要的教育家们所提出的有影响的思想，均是要求将知识学习与生活实践统一起来。孔子最早提出了“学”、“思”、“行”的教学环节，荀子提出“闻”、“见”、“知”、“行”的教学环节，而《中庸》则系统地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其实它们最终均可以简化为求知、躬行两个基本环节。将躬行实践作为教学过程的最重要环节，强调教学过程与生活实践过程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教学过程论中最显著的特色。从知识学角度而言，学、问、思、辨中所学习、探讨的知识主要是一种以操作性为特色的实践知识，而不是以思辨性为主的概念知识，故而，“尽天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种实践知识如果不落实于生活过程，则完全学不会，因为实践才是这种知识的依据和源泉，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实践的教育环节，“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徒讲而不行，遇事终有眩惑”。（家藏集·与薛君采二首。）另一方面，必须要有生活实践的教育环节，才能达到其教育的目的，因为这种实践性知识本来就是以指导生活日用的活动为目的的。

二、知识的直觉性

由于中国传统知识的主体是主客合一的操作性知识，这种知识形态不强调区分主体与客体，以及如何分别探讨认知对象的独立本质和认知主体的观念形式，而是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探讨统一二者的实践活动。对于概念性知识来说，建构知识的逻辑规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对于实践性知识来说，行为的“度”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中，关于“中”、“度”、“宜”的思考和把握，一直是一个令人十分关注的重点。古代中国发达的辩证法，不是那种概念运动、逻辑演绎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如何在两极中把握实践活动的“中”、“度”、“宜”的辩证法。古代的兵书、医书、农书、天文等书均与实践联系十分密切，其中即列有大量的关于“度”、“宜”思维的辩证法，如《孙子兵法》中在治乱、主客、众寡、强弱、分合、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的无穷变化中把握准确的军事行动；《黄帝内经》力图以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以搜寻促使人的身体平衡的治疗技术等等，均是这种对“度”、“宜”的思考。至于《周易》、《老子》等经典中的辩证法，同样是从实践性知识中提升出来，它们同样是从对立的两极中寻找行动合宜性的那种实践知识，如《老子》主张在荣辱、雄雌、强弱、废兴、夺与、祸福的两极中寻找其认为合宜的行为方式，包括“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种对立的观点均不是概念性的知识理性，而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如何把握合宜行为方式的实践理性。

那么，如何对这种“中”、“度”、“宜”作把握呢？它显然与概念体系的贯通无关，而只能靠在生活实践中作一种直觉性的把握。孔子是中庸思想的重要阐发人，对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奠基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从来没有系统地阐述过“中庸”的理论知识，而是以自己在日常实践中的言行来表达什么是中庸，即“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或是以自己对中庸的体认来表达自己对中庸的把握，包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师也过，商也不及”，等等。《中庸》一书似乎是对“中庸”作了许多深入的探讨和阐述，但是，这种探讨和阐述主要是涉及主体活动的程序，如以主体心理活动表达“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以主体的实践的操作技艺来领悟“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由于“中”并不是指两个极端的中间，而是指两端之间的最适宜、最合理的位置，那么，究竟在哪一点上是“中”、“宜”、“度”呢？这主要依赖于主体在实践中的直觉把握。所以，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从不对学生直接表述哪个位置、什么程度为“中”、“宜”，而总是将两个侧面或两个极端点出，要学生们自己在生活实践中体悟什么是“中”。孔子就是这样教诲学生的，他提出诸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过之，狷者有所不为也”，都是在日用常行的两极中寻求“中”与“度”。孔子自己概括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他以“叩其两端而竭”告诫学生们如何在实践中体悟“中道”的。不仅道德实践是如此，其他实践活动也是如此。如《黄帝内经》强调人的生理应处在阴阳平衡的状态之中，而平衡的打破就会导致生病。但是，医师应如何把握病人的阴阳失衡呢？这同样依赖医师在治病实践中的个人体悟。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黄帝内经·素向·阴阳应象大论。），要把握、调整这些阴阳失衡的状态，逻辑性的概念知识是无能为力的，而只能依赖于实践中悟性的把握和经验的积累，特别是依赖于医师高超的医术和对病人阴阳失衡所作的控制和调整。

古代思想家们、教育家们往往将“中”、“和”形而上化，《中庸》称：“中也者，天下之大事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那么，对“中”的体悟，也就是对“天下之大事”、“天下之达道”的体认。故而传统的直觉性方法，更是包含着对形而上之道的体认。

三、知识的功利性

中国传统知识的建立，往往与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与功利需求密切相关。实践是建构知识的原因和起点，衡量知识的价值总是以是否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满足现实需求来衡量的，而并不在于知识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规律和本质。

这在中国古代科技知识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中国传统科技以实际问题、现实需要为目的，故而在纯知识的领域，即以定义、公理为基础的科学理论方面发展不够，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则是独步世界之先的。中国古代的应用技术，包括农耕、水利、天文、医学、冶炼、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知识十分发达。就是被古希腊人认为是研究抽象概念、不属实用范围的数学，在中国知识传统中也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德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如著名的《九章算术》的数学知识即主要是围绕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产品交换、赋税负担以及利息、关税、分配等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计算问题，《九章算术》就是为了解决其中的数学计算而编纂的。

不仅是科学技术知识，就是在人文社会知识领域内，功利主义也是建构知识的目的和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在中国古代，经学一直是传统知识谱系中的主流，是一切文化人必须系统学习的基本知识。但是儒家经典本来就是一般的历史文献，它们能够由一般的历史文献上升为经典，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它要承担统一意识形态、确立政治法典、形成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功能。所以，和我们今天的有些理解完全不同，经学本身绝不是一门纯粹的学术，通经致用完全是经学的内在要求，尽管经学内部派别各异，各有不同的学术思想特色和成就，但是从最终目的而言，经世致用是经学的根本宗旨。另外，按现代的人文社会学科分类，中国古代也有政治、历史、伦理、宗教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领域也有重视现实问题解决、以社会功用为衡量标准的特点。如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发达的政治学说主要是“治道”，而不是“政道”。“政道”是以政治原理、公理为出发点的政治学说，而“治道”则是以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运用、政治运作为目的技能、手段，它们主要是以政治功能而不是政治原理来衡量的。历史知识发达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点，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学问，“资治”是中国历史知识发达的根本原因，社会功用成了历史学发展的原动力。

本来，知识的真理性与有用性是紧密联系的两大根本特性。由于知识能真实反映客观实在，是一种具有真理性的精神成果，故而能够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具有满足人的目的、需求的功用性。同时由于知识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利用世界、改造世界，使人们在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也在于知识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实在，故有真理性的根本特质。但是，知识的真理性、功利性毕竟是两种衡量知识的不同尺度。对它们二者的不同偏重，形成了中西方构造知识体系的不同旨趣结构，而中国传统的知识旨趣是功利型的。

与上述的中国知识传统旨趣的操作性、直觉性、功用性相比，西方知识旨趣鲜明地表现出思辨性、逻辑性及真理性的特征。我们可以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这种知识旨趣的源头。古希腊的知识形态建立在主客相分的认知关系前提条件上，一方面强调对理论思维形式的反思，建构了一套脱离现实内容的纯思维形式；另一方面则强调知识是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将客观世界确立为独立于主体的认知对象。古希腊人相信宇宙世界可以归结为一种最高的存在和普遍的法则，他们称之为“存在”、“理念”、“逻各斯”，同时，世界万事万物各有其具体的本质和规律，知识就是运用概念去反映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古希腊的知识传统中有一种对知识、思想及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作反思的传统。奠定古希腊知识传统的那些著名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均对知识的逻辑形式作过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思想的思考”（thinkingonthinking）方面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这种思想的反思活动中充分发展了形式逻辑。他们相信人们所认识的外部世界是有严谨秩序的，“逻各斯”就是外部世界的秩序、规律的总称。人们必须运用思维的逻辑形式，即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那个外在的“逻各斯”。所以，古希腊人在思想反思的过程中建立了形式逻辑的法则，包括正确定义概念、科学推理的形式方面的规则。构成全部西方知识文化的基础的思维规律、逻辑形式，就是在这种对思想的思考中发展起来的成果，它们深刻地影响并决定西方文化知识体系的建立，并且对西方的科学知识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奠基的作用。同时，古希腊的广义的知识阶层中盛行一种脱离社会功用而纯粹为了知识理性的完善而展开的辩证活动和学术交锋，探求知识似乎不是为了现实需要和功利追求，而是为了摆脱人类的愚昧和无知，寻求真理本身就是知识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古今来人们推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为了寻求真理，希腊人对为学问而学问有着比为现实功用而学问有着更高的评价”，他们认为“为这学问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所以，尽管古希腊发达的科学知识给他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功用带来了无穷的益处，但是，古希腊的知识形态却鲜明地保留着这种以求真为根本取向的特色。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知识旨趣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强调操作性、直觉性、功利性，这和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强调知识的思辨性、逻辑性、真理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知识旨趣的文化根源在哪里呢?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探求知识的文化根源之学。他认为每个时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结构类型，它们决定和支配着知识总体的构成原则和基本信码。如果知识形态是人们理性地、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话，那么，支配这种知识的文化根源则往往是非理性的、无意识的。中西知识形态的差异不是智力水平、认知能力的差异，而是一种知识旨趣的差异。本文希望借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形成中国传统知识形态，知识旨趣的文化根源作一探讨。

在以文字为符号的知识形态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文化的主体是原始的巫术礼仪，那个时期的文化人被称为“术士”，所以，我们将这段时期的文化简称为“术”文化。术文化完全是一种行动实践化的文化，而与后来概念文字化的知识文化相区别。远古时期，术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涉及到祭祀、卜筮、祈祷、治病等巫术性的宗教活动，而且还从中发展出包括生产、打猎、军事等各类社会活动的仪文礼节，“其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会祖先，降福氏族；其客观则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41。）

其实，在世界各个古文明中，都有一个巫术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源头，以后才从这种原始的巫术文化演变发展为文明时期的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典籍文化。但是，中西文化在文明化过程中却走的不是一条途径。古希腊文化经过“哲学的突破”之后，其思想文化摆脱了原始巫术，科学与宗教脱离了巫术而获得独立的发展。这样，西方的知识传统具有了思辨性、逻辑性、求真性的特色。但是，古代中国的巫术文化则直接转化、演变成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保存了巫术文化中操作性、功能性及主客互渗性的特点，但是又具有理性化、典籍化、体系化的特点，儒家的《周易》、《仪礼》等经典就是这种典籍化巫术的文化结晶。

这种由“术”而转化过来的“学”，就必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知识形态的传统和特色。中国的知识传统所以具有自己的特色，与它源于术文化、同时又包容术文化有密切联系。譬如说，巫术文化是一种身心一体的文化，注重程式化的活动，其思想概念都体现在规范化、操作化的活动过程之中，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具有操作性的特点，“知行合一”、“理在事中”表达了这种知识形态的特点；巫术的活动过程是主客不分的，施行巫术者既是具有主动精神的祈求者，又是那作为“神灵”的对象性存在，而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明显具有主客不分、天人互渗的倾向，认知对象从来不是某种脱离主体的对象性存在，就是朱熹确立了“天理”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法则，但他最后又承认“心与理一”，认知对象就在认知主体之中，格物时所认识万物中之理与体认心中之理结合起来，它是同一个“天理”。巫术文化不是为了个体的精神超越，而是希望获得世俗的现实需要和物质利益，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具有功利化取向，功利性成为衡量知识价值性的根本标准。

由于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演化过程、基本结构不同，故而导致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各自不同的知识形态。这两种各具文化渊源和显著特色的知识、知识旨趣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实用精神，以这种实用知识传统为依据，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及相关的社会组织结构，使中华文明一直保持为世界最发达、最优秀、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文明之一。而古希腊的知识传统则体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精神，要求一切知识均要建立在思辨化、形式化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古代西欧以这种思辨理性为依据而创造了自己的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西方文明同样是世界最发达的优秀古文明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说，中西方知识形态、理性传统各有千秋，并且形成了各自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知识传统呢？一方面，我们无疑要充分认识到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的不足。我们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建设，建设一个高度组织化、效率化、法制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那么，我们就需要克服、弥补传统中国在知识理性方面的不足，学习、吸收西方的知识传统和理性传统。西方知识的理性主义精神，是我们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市场经济与契约社会所必须接受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人类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又会发现中国的知识传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质疑、反思与批判，确是击中了遍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弊端，包括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科技手段对自然的掠夺、机械化社会组织的非人性化等等，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人类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文化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是人类与自然共同构筑的一个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能够建立最大程度上激发、满足人类的消费欲望的商品经济，发展更有效地开发和掠夺自然的科学技术，建立更有效率但又是更加机械化的社会组织，这种膨胀了的工具理性非但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反而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中国传统的知识理性并不预设主客二分，而是将宇宙看作是人参赞化育的过程，这种实践型的知识形态，永远保持着它作为人类参与宇宙过程的特点，以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和谐。所以，人类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为了构造一个更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就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中国的知识传统。

（本文列入2002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论坛发言”，选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又载《船山学刊》200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