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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ot;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ot;

菲尔比回答说：&ot;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ot;

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作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

虽然维维安的头衔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的软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而宁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曾几次因失权而伏在菲尔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为难。但现在他却欢迎这种小小的伤感场面。

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ot;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ot;显然他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还是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认为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还进展得很顺利。更有意义的是首席参谋官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

他们见面时用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它的未来、应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条件下而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等。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则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战时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新的情况是在维维安以颤抖的声音召见他的时候。维维安让他看了由考吉尔准备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签发的一封两页长的信，信中措词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需要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