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ot;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取笑的对象。&ot;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则把这份差事转给了菲尔比。
菲尔比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然后,菲尔比便离开了他们。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从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他写给局长的报告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维维安的报告是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作装饰的,显得冗长而又杂乱。它追述了自己与考吉尔争吵的痛苦经过,并主张在过渡到和平时期之前必须对反间谍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要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居里的继承人,考吉尔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明确地排除了。报告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才干和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他如何如何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报告对菲尔比的有利条件的论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项最好的条件‐‐他对共产主义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象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
事实上,一份已经打印好而准备送上去的报告已向菲尔比说明,局长准备冒与考吉尔公开摊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辞职的风险。
毫无疑问,过几天局长就要召见菲尔比。在召见他时,他还得采取最后的一着。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考虑这最后的一着。
他的问题是:在秘密行动部门的前途是变化莫测的,说不定会因什么小毛病而毁于一旦。他认为,他在前进中也可能会出些小差错,但如果真有什么灾难发生,他并不想仅仅依靠秘密情报局里他的同事们的忠诚。秘密特工人员最害怕的事情是被指控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与不忠的审核是属于军情五处的职权范围。因此,菲尔比认为,如果军情五处能够正式参与对他的任命的话,那么,万一他在新的岗位上发生什么事,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他希望能从军情五处那里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说明他们同意对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对局长罗罗嗦嗦地讲那么多。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局长迷恋于在单位之间耍手腕的嗜好。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对菲尔比来说,访问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当他在两位女秘书的办公室等候&ot;绿灯&ot;的时候,两位小姐对他特别和蔼可亲。&ot;绿灯&ot;一亮,他就走进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ot;金&ot;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后的障碍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他假装看了看。局长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并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尔比说有。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ot;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军情五处里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ot;
在听完菲尔比的说明之前,局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并露出了明显赞赏的神情。他随即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军情五处处长及时地给了极为友好的答复。为此局长挺高兴,菲尔比则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说。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