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胆的放手去卖!
李正锋的这句话,在座的人都听到了,正在忙着敬酒的彭涛手里的酒杯停在了半空。
这时,二杯祥林老窑下肚的贾敬寅,脸上开始泛起了红晕,他又拿出了在教室里讲课和对着记者们海吹的劲头,开始侃侃而谈:“党的十四大开始将现代企业制度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曰程,但多少年下来国企改革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并将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当前国企改革的中心工作来抓。为什么要提产权制度改革呢?”
他顿了一顿,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他的身上,才矜持地一笑:“因为国有企业产权虚位,没有人对国企真正负责才是国企改革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当前的产权改革就是要将国有企业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怎么落实呢?就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改制,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构成,尽可能多的吸引非国有的经济成份。当然了,大型国有企业全部给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有那么多钱,我们还可以搞成个人持股、国有持股、外资持股等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存在的混合所有制。以前我们谈改革,往往针对的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现在我们的改革就是要针对的是国有企业的产权,也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
贾敬寅的话把在座的每个人深深的吸引着,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按我们当前的体制,国有企业不动产权是很难搞好的。国有企业的人,特别是负责人,他很难真正对企业有强烈的责任心。他一心为公,将企业搞好了,说不定第二天就有人把他换了。你说,你怎么让他给你实实在在的好好干下去?就算李省长你提拔了彭董事长掌管黄钢,他要对你负责,他应当好好干下去。可是假如明天你到某个省当书记了,你不管他了,他就不能为你负责了,说不定换了个领导就可能要免了他的职。你说,这样的管理体制你怎么能让他死心塌地为你把企业搞好呢?”
李正锋问:“我或者说政斧,可以给他支付高薪啊,然后对他进行考核奖励,那他不就有积极姓了?”
“那也是不行的。你说的还是承包经营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教训了。那样的话,他给你拼设备,弄虚作假怎么办?他高薪拿了,过几年他下台了,企业成空壳了,你照样不能将企业搞不好。”贾敬寅清了一下嗓子,接着说,“怎么办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给他股权。让企业和他自己的经济利益捆在一起,逼着他想尽办法把企业必须搞好。因为企业是自己的或有自己的一份,它就不能不把企业搞好了。”
“对大型企业来说,我可以给你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小部分股权,或者说给虚假的期权,然后经过考核后进行奖励,进而实现对经营者的激励怎么样?”孙纲正目前一直在考虑国有企业的整体产权架构模式,就不禁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此前市国资委工作的同志和他提起过,如果国有企业都卖掉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是啊,没有了国有企业,他这个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又管什么呢?即使管其它工作,但跟着他干的那些人,不是要大骂特骂他这个副市长了吗?
“还是不行。那还是国有企业,你的大股东还是国家,就存在产权不能落实到具体人身上的问题,存在无人真正对企业负责的问题。企业的领导人就会觉得自己有可能随时下来的可能,他就不会给你死心塌地的干下去。”贾敬寅一副老谋深算、胸有成竹的样子回答道。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吸引外资来参与国企改革,你觉得外资与国内的民营企业哪个参与国企改革更好些呢?”李正锋不仅将自己最近一直考虑的问题提了出来。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以能够吸引外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改革为荣,其实呢,民营企业和外资参与我们的国企改革各有利弊。改革嘛,就是一种利益重新分配,既然里面有利益就会有争斗。就说将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者企业内部经营者吧,因为都是华夏人,难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关系不好协调的题,我给你吧,就给不了他,给了你就可能得罪他和甚至还要得罪他托的找你的人。作为主管部门的国资委、政斧部门,为了怕得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给了外国人,省去了华夏人这样复杂人际关系的麻烦,省去了很多说不清的麻烦,不失一种理想的选择。我分析过已经改制的不少国有企业例子,引进国外投资者的,艹作起来要比让华夏人参与改制容易一些。另外,外国投资者如果真有钱,将资金投到改制后的企业,将来企业的发展也许会顺利一些啊。”
看着面色各异的众人,贾敬寅喝了口茶水,接着说道,“说了和外国人一起搞改制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利方面啊。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啊,他是投资就是冲着挣我们华夏人的钱来的。现在入世了,国内的竞争也是国际间的竞争,当然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现在都让外国人参与了我们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的民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我们的国有企业都改制卖掉了,民营企业再被外国人挤垮了,我们华夏经济靠什么?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靠什么?肯定不能靠外国人是吧?说来说去还要靠我们华夏人,因此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应当多让国内的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未来华夏的民营企业强大了,华夏才能强大!”
“贾教授说得太好了,站得就是比我们高啊,分析的透啊。不过,华夏的有钱人也不多啊,我们这么多国有企业要改制,特别是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动辄多少个亿的价值,那有几个人能够买得起啊。”这是,彭涛眼中有了一道灵光,接着又忧国忧民地说道,“国企改革迫在眉睫,形势时不我待啊,像一些专家说的冰棍效应,我们不能干等着,让国有资产继续白白流失掉啊!”
“这就需要李省长,孙市长你们这些党和国家的精英来决策了。你们这些政斧部门的国家干部,为了国家着想,为了民族着想,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概,我相信一定能杀出一条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宽广大路。”
贾敬寅一阵慷慨激昂的大帽子戴下来之后,接着说道,“比如说,可以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啊,延期付款、银行贷款、优惠减免、寻找过桥资金等等,就是我们的政斧部门要出台一些灵活、优惠政策措施。否则,国企改革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也有的专家话把话说得绝对了些,比如有人说国有企业的财产,可以看作无主的财产,谁能拿到手就可是算是谁的。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不是搞[***]吗?可是大家应当看到,只有通过这样的所谓‘[***]’才能从僵化的体制中换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我们大家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搞了二十多年了,有多少国有企业垮掉了,给各级政斧部门带来了多少包袱,给国家的各大银行带来了多少呆坏账,最后怎么办?还不是要靠全国老百姓掏腰包来补那些窟窿,背那些包袱嘛。”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声:“国有企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已经是世界各国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大家应当看到,从上个世纪,从英国开始,出售国有企业产权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从西方一直穿过欧亚大陆来到了东方,而且这个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因此呢,眼睛不要光盯着什么国有企业改制中可能造成与账面相比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我们也要看到不改制企业就不能搞好会造成更多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且还会给国家、给各级政斧带来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其实呢,国有企业给了个人,资产还在华夏的土地上,还一样给国家纳税,还一样解决社会就业,没有什么坏处嘛。政斧办企业,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干脆还是将现有的国有企业交给个人、交给市场来办。”
“贾教授,你谈到国企改革时,往往首先想到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干部。如果不给他股份他就不好好干,企业就搞不好?他们即使没有钱来买国有企业的股份你可以给他们优惠政策什么的,甚至可以白白送给他们。那么,你怎么看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原来我们说改革是像女人分娩,会有一咬牙就能过去的阵痛,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我们的改革都二十年了,现在又说原来国有企业改革路子不行,要对国企进行改制。二十年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都成老头了,他们为我们的改革承担了多少责任啊。国有企业的工人不应当光承担责任吧,今天要改制了,他们应当得到什么样补偿呢?”在一旁一直未说话、只是不住吸烟的熊志坚这时发话了。
他用眼睛看着贾敬寅,“我原来在国有企业干了十几年,我觉得改革二十多年来,工人们是最可怜的人,也是最无辜的人。国有企业搞不好是谁的责任,无论如何算不到普通工人头上吧。现在国有企业不行了,让他们下岗,特别是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工人,他们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国家。现在岁数大了,工作没有了,有的连一点点最低生活保障都拿不到。你说,他们该怎么办呢?”
这时,黄龙市国资委主任方申志也随声附和道,“是啊,熊总提的问题也是我们考虑的问题。像我们黄龙市作为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本来就多,全市近百万人口中,下岗或失业工人有13万多人,几乎占了整个祥林全省的四分之一。许多上岗的职工工资也不过四、五百元。现在推行国企改制,我觉得无论怎么改,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这么多的国企冗员和下岗职工。现在省里加大推进国企改革的力度,我们黄龙市感到压力最大,我们市国资委经常被下岗工人堵住大门,你再不管他就可能堵公路,再严重堵铁路。你们说,这社会稳定和国企改革这两对矛盾怎么办呢?”
对于熊志坚和方申志提出的问题,一直侃侃而谈的贾敬寅一时语塞,他犹豫了一下,讷讷地说道:“我们推进改革,提高社会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当前我国已经入世了,面对曰益增强的国际竞争,我们华夏的企业怎么办?我觉得首先应当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实力。只有企业发展了,地方税收增加了,我们才可能回过头来解决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等贫困人口的问题。对当前的国有企业,就像一根大热天的冰棍,我们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会化掉,就什么也留不下。到那时,国有企业的老工人怎么办,可能也要面对下岗失业的问题啊!”
他好像不愿纠缠在这个问题上,突然话题一转说道,“自从我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就说过,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的要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有些人在改革中受益,也很难避免有些人的利益受损。改革就是利益调整,就要牺牲一部分的利益,国企改革要推进下去,恐怕一大批国有企业的老工人的一些利益就要牺牲一点喽,我们不是常讲改革总是要有些阵痛嘛!原来的计划经济讲究一大二公,推行市场经济就是要拉开贫富差距嘛,这样才能调动人的积极姓来提高我们整个社会效率的效率嘛。啊?大家想是不是这个理?”
李正锋尽管是个比较开明的领导,但内心对于贾敬寅的话感觉十分的不满,但贾敬寅作为华夏有名的经济学家,他这个副省长其实不宜与他争论什么,只能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其他人看见李正锋不再说话,马上觉察到一些话说得过了头,便没有人再出声了。
酒席上沉默了足足有十多秒钟无人,这时谭武打破了这场沉默:“我们今天是庆贺我们黄钢成立六十周年,同时也祝贺李省长的上任,怎么能搞成这种气氛呢!我觉得,咱们今天的忧国忧民是不是就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说点轻松的话题?李省长,各位,你们说呢?”
李正锋从沉思中回过神儿来,“对,对,国企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今天大家忧国忧民就到这里了。下面大家就以喝酒为主了。”
其他人都不住地赞同道:“对,对,喝酒!”
贾敬寅首先站了起来,举起了酒杯;“今天全怪我,一谈改革啊我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忍不住将话题扯远了。这样吧,我每人敬一杯,先从李省长开始!大家觉得怎么样!”
黄钢的彭涛等人一见作为客人的贾敬寅站起来了要喝打圈儿酒,也是在为他们自己解围,首先表示支持,其他人也迎和着:“好啊,应当从李省长这里开始!”
李正锋看着气氛好不容易又活跃了,也不想扫大家的兴,毕竟这位倡议喝酒打圈儿的是从京城来的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家来这里,就是对祥林省工作的支持。李正锋这时便端起了酒杯,陪着贾敬寅将足有一两多的68度的祥林老窑一口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