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是一首老京城人耳熟能详的过年民谣。但民谣里所描绘的为过年而忙碌的场景,现今却不太能看的这么齐全了。
因为如果详细解读一番,并不难发现,在民谣中所描绘的诸多关于过年的准备工作中,除了扫房子外,其余的像冻豆腐,炖锅肉,宰公鸡,蒸馒头,全都是为了过年准备食物的工作。
说白了,不同于今日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在过去,除了对一家人团聚的期盼,寄托了一种对和美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以外。能纵容一下食欲,让家人放开食量饱餐几天,才是国人过年的主要内容和真正乐趣。
是的,当年盼过年的确更侧重于物质,但这也是人之常情。经过那个年代人决不会耻于承认这一点。
因为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每天的饮食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窝头和老腌萝卜,偶有疙瘩汤,也是菜多面少。而且往往是生病才能吃到的。
要是能吃一回炖肉,能放开量吃一回饺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年中恐怕就只有过年这几天了。于是过年能吃饱饭、吃好饭,便成为永远的期盼。
说到这一点,洪衍武自己也是比较有体会的,曾经经历过的许多次改革开放前的春节,让他深深了解要过好一个年,有多么的不容易。
那时,由于一切生活资料都由官方配给,每户有一个京城二商局发的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或“购货本”,简称“本”,按年度下发。
老百姓所需求的全部副食品都须“写本”,除了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肉食发肉票,其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要写在副食本上。
既然是定量供应,那么东西自然少的可怜。1978年的春节供应,除了甲级香烟由每户两盒增加到了三盒,一次买两毛钱的猪肉不要肉票以外,和往年没有大的不同。
无非是按照惯例,用春节特供票的方式,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一斤富强粉,一斤小站稻米。每户再分两瓶白酒,和五斤鱼、两斤绿豆,一斤黄豆。此外,每人名下还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二两豆制品。
那么对于像母亲和嫂子,她们这些几乎要做无米之炊的家庭主妇们,为难是必定的。她们必须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依靠长期积攒且苦费心思,才能在大年夜准备出一顿相对丰盛的晚餐。
所以尽管知道家里已经把洪、陈两家购物本上的东西都买过了。但待母亲去上班之后,洪衍武和陈力泉仍然重新走上了街头。
他们要来一次不遗余力的再次采购,想买一些正常配给之外的“年货”,好让全家人都能过上一个“肥年”、“好年”。
要照常理而言,以洪衍武和陈力泉目前的经济实力,似乎实现这个愿望很简单。
可实则不然,因为在当年,物价虽然低得令人瞠目结舌。可有一样,当时既没有自由买卖的市场,也没有自由流通的商贩。由于东西太少,想多占你有钱买不着。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除此之外,当年的百姓家庭也没有冰箱,各种保质期短的食品一旦购买太多,也很难储存,放坏了同样也是大问题。
所以在这件事上可就让人有点难以下手了。买什么,怎么买都得费点心思。那真是个技术活儿。
一开始,洪衍武和陈力泉先去了最近的自新路副食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空子能钻。没想到那里人头鼎沸,都快下不去脚了。
而他们才站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不但发现卖花生、瓜子的柜台突然挂出了“免战牌”,让排了老半天大队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在卖鸡蛋和酱醋的柜台上,还发生了两起售货员和顾客的斗气儿冲突。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无论孰是孰非,不但都以售货员一方大获全胜而结束。而且极具年代特色,完全可以算作是当年物资短缺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两个缩影。
咱们先说有关鸡蛋的事儿。
由于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
而那时,鸡蛋又是“贵重”食品,一个是一个,连春节都没额外配给,居民全得靠平日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
所以往往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
但这个东西虽然实用,可具体的使用权可控制在售货员的手里。这些手掌“实权”的主儿,往往是对有关系的亲朋好友会恪尽职守地“照应”着,但对大部分普通顾客可就没这么周全了。
因为一来是平添麻烦,二来副食店还得承担这些坏蛋的损耗。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呀?
结果就因为这个情况,今儿就有个顾客不乐意了。敢情排他前面的就是个售货员的熟人,买鸡蛋时不但没要本儿,还挨个照,挑出了五六个坏的,人家拿走的全是好的。可到了他这儿呢,售货员立马就没了热情劲儿,嫌麻烦就不给照了。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顾客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当时他就说我买的鸡蛋也一个都不能坏。否则我就找你们领导,告你走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