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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章（第1页）

美国人艾奇逊讲，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他们一定要支持、扶植和培养。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有毛病，但赵紫阳是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来支持、重用一批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使极端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泛滥成灾。

&ldo;落选&rdo;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3）

3八月八日的谈话

赵紫阳搞经济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变的。先是局部，然后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扩展，到后来很明显是企图实现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也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如果北京不发生这场风波，他还会往前走，继续推行他那一套。我们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不会同意他那样搞下去的，但是从他来讲，看样子不会回头。

不能说他一到北京就这么搞，更不能说他一参加工作就抱着这种目的。因为没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还搞不清楚。他来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ldo;绕开水路走旱路&rdo;。他这时还没有明白地支持包产到户。1980年初，安徽、甘肃省委支持搞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搞了六个工厂的试点。据吴波同志讲，他这个改革无非是从上交的财政中，挖出一块来给企业留成。这有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到1979年，陈云同志提出经济调整，小平同志同意。当时华国锋强调发展，后来这个问题不提了，他就强调改革。

那一年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发表了两次意见，支持经济调整的方针，说要发展也得首先调整，不调整好不能发展，更不能继续发展。这次会议确定，调整是关键。我们坚持既是关键，又是中心。华国锋讲，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后形成八字方针，通过了一个会议纪要。后来，先念同志在人代会有个报告。

这次，应该说赵紫阳起了好作用。

赵紫阳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总理。八字方针通过后，实际上这次经济的调整没有调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和赵紫阳都讲了话。会议决定经济上要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要维护安定团结，才真正把调整的方针落实了。就在那次会上，陈云同志听了赵紫阳的发言以后说，现在开始，算是说&ot;北京话&ot;了，来到北京就要说&ot;北京话&ot;。

回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农村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对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算是开了一个头，确定在全国三种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这是赵紫阳和另外几位同志提议的。文件由胡乔木主持起草。三种地区，即贫困地区、边区、人口分散的地区。

1980年底的经济调整算是真正落实了，按房维中的意见，那年的调整，争得了三年的发展，计划叫做保四增五，实际达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赢得了1981-83年三年经济的正常发展。到了1984年底，经济上就又开始冒了。中间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批评耀邦的经济观点。

这场争论从十二大准备工作开始到十二大开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结束。姚依林、宋平、房维中写信，反映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分别找赵紫阳、胡耀邦、胡乔木谈话，又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点名批评耀邦。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当时赵紫阳还算头脑清醒，说我们的经济，历史上都是这样，发展两年，好的时候，头脑就发热，要猛上，结果又来一次调整，经过整顿，日子好一点，头脑又发热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经济的决策权从耀邦转到赵的手里。这对耀邦是一个抑制，对赵是一个支持。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84年。许多同志说，农村也好，城镇也好，十年中间，1984年为黄金年。1984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问题就多起来了。

1984年以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农村即过去讲的休养生息的三条：减免农民一点负担，增加一点粮食进口，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些政策的实行，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从长远的外部生产条件来讲，全国农村经过过去（包括&ot;文化大革命&ot;期间）长期坚持的水利建设，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上述的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和农田水利建设，即使实行包产到户，也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条意见，包产到户要实行，但是一定要坚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杜润生他们吸收了这个意见。他们的提法，叫统分结合。实际上，有的原来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了统分结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没有统，拖拉机分了，社办企业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也分光了。这几年我到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他们都这样讲，凡是实行联产承包制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后来普遍好，没有坚持集体经济的，现在发展慢。

当时还提出扶助重点户、专业户。重点户、专业户敢于带头冒尖，在这点上起了某些好作用。农村贷款都来抢，重点是贷给这些人了。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农村雇工。这是必然的。因为一方面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生产资金集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不均。当时如果不允许雇工，是不对的，实际上也禁不住。问题是怎么引导，怎么管理，用时髦的话，叫政策导向。赵紫阳说，不超过七个人的界限，两个帮工，五个学徒，七个人以内的不叫雇工。。他这个意见倒是比耀邦的意见还接近现实一点，而耀邦、万里二位都不主张对雇工人数加以限制。有一次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国农村地少人多，从生产上来讲，不可能形成美国、欧洲那种大规模农业经营资本家，我们的生产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在农村出现了数量很多的雇工，一个是不利，一个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