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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1页）

梁士诒参与后，帝制活动果然大有起色，而筹安会的发起，据说也是梁运动的结果。前面说到，袁世凯曾派杨士琦到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布宣言书，认为由该院讨论国体问题不合时宜，应诉诸&ldo;多数国民之公意&rdo;。一时间，热中帝制运动如杨度者，颇感摸不着头脑，遂前往请教张一?：

此宣言书发表后，杨度忽然夜间来访，说：&ldo;我与总统的关系不如你们之间的交情那么久，今天忽然有&lso;不合时宜&rso;的谕令，究竟总统的性情如何，请告诉我。&rdo;我说：&ldo;这样的话，你必须将此事主动告诉我，才可以讨论。&rdo;杨说：&ldo;我本来打算回湖南的，士诒说，总统有大事须要你出头。实际上我也是被动的，并非主动，但我向来主张君主立宪之说，所以愿意做这件事，今天为何有这样不同的言论呢?&rdo;我说：&ldo;我告诉你两件事，一件是前清预备立宪，一件是苏杭甬铁路，事前（袁）全都坚决拒绝，事后则翻然改计。你做这件事，将来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就危险了!&rdo;杨听了此话，吃惊不小。翌日，朱桂莘（即朱启钤）54等约杨谈话，其意志又坚定起来，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55

至于后来的公决国体、选举皇帝的闹剧，&ldo;十人密电&rdo;向各省将军、巡按使指示机宜，申明&ldo;主座&rdo;的意见，无一不是出于袁的授意，则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凯自己，所谓&ldo;民意&rdo;、&ldo;公决&rdo;等等，只是他及其亲信制造出来的遮羞布，为的是解决他&ldo;背誓失信&rdo;的难题而已。

自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ldo;六君子&rdo;发起筹安会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用心即大白于天下了。而前述所有潜在的反袁势力，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活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袁氏原来的盟友‐‐进步党人。其主脑一文一武，文为梁启超，武为蔡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梁早年科场得意，后师从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与袁世凯曾同为维新同志。变法失败，梁亡命日本，与康有为组织保皇党，鼓吹君主立宪，在本书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绍。入民国后，梁热中于议会政治，与熊希龄等组织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是袁世凯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梁氏绝顶聪明，学识渊博，缺点是热中政治，心有旁骛，学问虽博，而失之于不精不专。梁这类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ldo;治国平天下&rdo;的抱负，所以梁也是个&ldo;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rdo;的角色。梁的力量，在于他的那一支笔，为文不拘绳墨，自创了一种&ldo;新民体&rdo;，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而又&ldo;笔端常带感情&rdo;，在清末民初，不知倾倒了多少爱国志士、热血青年。帝制运动期间，梁所作反对君主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袁曾出价二十万元，买它不要发表，此数额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见其文章影响力之大。袁对于梁，以金钱、高位笼络之，羁縻之，甚至还让进步党组织了一届内阁;但在内心里，则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徒托空言、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成不了大事。梁在帝制发起前后，曾数度致信袁世凯，苦谏他不要称帝，可见他有谋国之忠，反袁不纯从私怨，但袁将其言当作了耳旁风。梁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作为政坛名流，有社会影响，有舆论号召力，这确是轻视不得的。所谓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靠的是这两杆子。梁就是一流的笔杆子，而枪杆子，自然非他的学生蔡锷莫属了。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蔡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时就考中了秀才，十五岁时由湖南学政徐仁铸（维新派）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该学堂创自谭嗣同，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梁启超当时就在那里担任中文总教习。蔡年纪虽小，但&ldo;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56&rdo;，并与梁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戊戌政变后，梁亡命日本，蔡应梁之召东渡，入梁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这个学校的教材中，多西方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等内容，故蔡于此也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1900年，保皇党的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蔡和几名同学一度回国助唐起义，但旋即失败，唐等罹难，蔡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武备学堂任教，后历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新军标统、协统。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赴云南训练新军，余暇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6月，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其军中骨干多为士官学校同学，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后，蔡在云南首倡义旗，于10月30日午夜发难。次日中午即控制了昆明全城，十九镇统制锺麟同被杀，李经羲逃走，云南全省随即光复，蔡锷被公举为云南都督。这是他办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时他还不过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将军。

蔡锷虽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见上却是个立宪派，在贵州独立时，他左袒贵州的立宪派，派部下唐继尧带兵入黔，血洗贵阳，将革命党人几乎斩尽杀绝，唐继尧随即被任命为贵州都督，扩张了滇军的地盘。在&ldo;二次革命&rdo;时，他也把孙、黄视为不安分的&ldo;乱党&rdo;，联络西南各省，外示&ldo;中立&rdo;、&ldo;调停&rdo;，内实支持袁世凯的武力镇压政策。当时国民党曾派谭心休到云南运动他参加反袁，碰了一鼻子灰，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对袁的态度。

刚到昆明，还未落座，松坡就抢先对我说：&ldo;民国成立不久，国基还没稳固，听说克强（即黄兴）又要闹场火了，你劝他放安静些，不要自取灭亡。&rdo;我气愤地说：&ldo;人家正在残杀我们的同志，要消灭我们，如果再不讨伐他，将来袁世凯定会做皇帝。&rdo;松坡冷笑着说：&ldo;他敢吗?如果袁世凯真要作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将做起皇帝来。&rdo;我见他说话更不对头，便懒得和他争辩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已和广西的陆荣廷、四川的胡景伊、贵州的唐继尧结成了一个西南同盟，行动一致。最好劝克强息事宁人，保全实力，如果盲目地去干，定会失败。他只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态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实力。57

袁世凯扫平&ldo;二次革命&rdo;后，趁热打铁，实行&ldo;废督&rdo;和&ldo;军民分治&rdo;，调蔡进北京将军府。蔡本来主张统一，以身作则，相当配合。到京后与袁接触频繁，关系融洽，袁任命他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要职。他同梁启超等&ldo;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58&rdo;。

蔡之对袁灰心，始于政府接受日本&ldo;二十一条&rdo;（蔡主战），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回乡从事矿业。但袁帝制自为迹象明显后，蔡极愤懑，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访晤其老师梁启超，筹议对策，一场倒袁的大计划由此酝酿而成。据梁启超回忆其经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