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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伊拉克略时代是东罗马帝国历史上文化和政治的转折点。罗马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结束了，而拜占廷历史由此开始了。这样说是恰当的。对希腊因素的强调和基督教教会影响的增强，这两者的结合使拜占廷帝国呈现出新的面貌。早期拜占廷国家以惊人的顽固墨守拉丁语为官方语言的旧制，此时却缓慢地、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希腊语稳步发展并占据优势地位的事实，而没有做任何公开的重要改变。早期拜占廷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使用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另一种语言作为民众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有政府和军队圈子里使用的官方语是东部省区绝大多数民众都不懂的拉丁语。伊拉克略终止了这种状况，希腊语作为教会和民众交流的媒介变成了拜占廷帝国的官方语言。希腊化挣脱了任何人为强制性限制以后比以前更迅速地扩展，而拉丁语仅过了一代人就几乎不用了，甚至在有教养人的圈子里也很少使用。[54]

在这种希腊化的影响之下，拜占廷帝国皇帝的称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就是简单化了。伊拉克略放弃了复杂的拉丁形式，并在其皇帝称谓上加上流行的希腊语用法&ldo;瓦西里&rdo;（）。这样，以前只用于拜占廷皇帝非正式称呼的古代希腊国王的名称现在取代了罗马的称谓&ldo;皇帝&rdo;、&ldo;恺撒&rdo;、&ldo;奥古斯都&rdo;等。此后，拜占廷皇帝的正式称谓就是这个&ldo;瓦西里&rdo;，它被认为是皇帝的准确称谓。[55]伊拉克略就是把这个称谓赐给其子、共治皇帝伊拉克略&iddot;新君士坦丁（heracliunstante），后来又赐予其第二个儿子伊拉克罗纳斯（heraclonas）。从此以后直到帝国灭亡，这个称呼就被所有拜占廷皇帝和共治皇帝使用，而恺撒的称谓最终失去了其皇帝封号的意义。

拜占廷共治皇帝制度在保证皇帝继承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这里如同在罗马一样，它并没有为法律所规定，因此，拜占廷皇帝们都采取在其本人生前就提前确定共治皇帝作为其继承人的方法。共治皇帝也穿皇帝官服，戴皇冠，享有皇帝称谓，其肖像常常出现在钱币上，与主皇帝比肩而坐，其名字常常被皇帝法令提到，同时民众在非官方场合称之为&ldo;二皇帝&rdo;（）或&ldo;小皇帝&rdo;（）。当主皇帝去世时，共治皇帝继承皇帝的全部权力，皇帝继承通过这种办法能够保证在皇家内部进行，王朝的承续也可以确定。但是，世袭皇帝制度的最终确立还需要时日，伊拉克略本人就因为任命其次子与其长子同为共治皇帝和皇帝继承人而使事情复杂化。[56]

东方省区的收复使帝国再度面临一性论问题。大教长塞尔吉乌斯对形势变化的核心问题并没有看走眼，他为恢复教会内部的安定进行了不懈努力。他采用在帝国东方省区出现的基督单一能量的教义，提出基督神、人两性都拥有一种活跃的能量（）的主张，企图以此调和察尔西顿和一性论两派教义。[57]塞尔吉乌斯因此支持单一能量的说教，并与东方各教会进行谈判。大教长的行为似乎被证明具有政治目的，因为君士坦丁堡与信奉一性论的东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教义分歧曾为波斯人的入侵提供了极大帮助。伊拉克略本人也接受了这种教义说教。在其东方战争期间，他就已经与这些地区，特别是亚美尼亚地区不同教会人士讨论过各基督教教会联合的问题。在收复一性论流行的各省区后，谈判在更大范围和更紧迫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因为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比以前更紧迫的要求。谈判似乎出现了良好的开端，也许很快就能实现统一，不仅在亚美尼亚，而且在叙利亚和埃及，在埃及自631年担任主教的希鲁斯（cyr）大力支持这个统一计划。罗马主教霍诺留（honori）在塞尔吉乌斯和希鲁斯的游说下也采取了支持政策。但是，幻梦很快就破灭了。和解的努力在叙利亚，特别是在埃及惟有强制才能推进，来自正统教派和一性论派两方面的反对与日俱增。正统教派的旗手是修道士索弗罗尼乌斯（phroni），他于634年担任耶路撒冷教区大主教，以其雄辩的口才著称。他无情地批驳新教义是一性论和察尔西顿正统教义堕落变种的私生子。这一反对意见和罗马主教表态的压力显然使塞尔吉乌斯改变了先前的立场，罗马主教霍诺留明确表示他一直怀疑单一能量的说教，尽管他接受了基督单一意志的说教。他将单一能量说打入冷宫，此时提出了基督单一意志说（）。这种新的基督一志论教义信条在塞尔吉乌斯起草的法令中正式公布，638年由皇帝颁布，命名为《一志论法令》，并悬挂在圣索非亚教堂的大殿里。教会和国家领袖都支持基督一志论，随着638年12月9日塞尔吉乌斯的去世，狂热的基督一志论者皮尔胡斯（pyrrh）接替他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然而，《一志论法令》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它遭到正统教派和一性论教派双方的反对，并遭到霍诺留在罗马的继承者的强烈谴责。基督一志论作为一种调和方法的失败比几个世纪前教会和国家大力调和遭到的失败还要严重。如同前几次试图调和的情形一样，它只能导致新的对立，增加矛盾冲突。由于阿拉伯人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形势更加复杂化，这两个地区于638年被敌人占领，埃及在不久以后也遭到同样不可避免的恶运。这样，基督一志论就因本身具有的政治目的而失败，东方各省区泛起的宗教动乱过去曾有助于波斯人，此时又同样有助于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