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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第1页）

我们谈起在革命洪流中，许多男女青年不顾牺牲，投奔前线参加革命。话间田云樵亦谈到，有关任百尊进入苏北根据地和入党情况时说：“任百尊，上海敌伪时期是交通银行行长的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去过重庆，回沪后在政治上访惶苦闷。经国瑛多次启发，他进入苏北根据地——苏北阜宁县益林镇，苏北党委城市工作部找关系。是我首先接待他，我当时是城工部科长，任说是董竹君介绍他去的，我又同他谈了一阵，转到城工部部长薛尚实同志接待。同时任要求入党，薛部长见是董竹君介绍来的，即在城市工作部领导小组会议上讨论，决定任作为特别党员再观其今后表现。”

田云樵走后，我在小室内独自喝茶，颇有感想。为何我们首次见面就能如此亲切、无所不谈，原因是：我们有共同的世界观。更体会到，世界观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人们思想境界的依据。田云樵和我联系后不久，他回苏北。

张执一同志说：在1945年夏，他秘密来上海时，华中局指示他和我接触，领导我为党工作，是周总理的指示（载《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四期）。此后，张执一同志曾一度离沪。不久，因形势转变，张执一于日本投降的次日，又来上海，把上海各系统统一起来。于1946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成立了上海局，张执一同志是策反委员会书记。一刘长胜是党委副书记。有关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五期上也讲过的。这时，我的关系就在上海局，归张执一同志领导了。这时候，我开设的锦江两店，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正式联络点了。与此同时，田云樵同志亦由于形势的变化，苏北地区改组为华中局分局的原因，与新四军城工部的决定，要他仍回上海做长期地下工作，并再与我联系。他的关系也就转到上海局了，归张执一领导（我记不清了，田云樵告诉我的）。从此，凡我做的工作，除与吴克坚同志联系一些工作外，皆属张执一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因张执一是第一线的人，不便彼此多见面，有事张执一皆嘱田云樵和我联系，我则照办。

四、租房掩护工作与革命同志

“永业”开始营业不久，为掩护工作和革命同志起见，觉得凡尔登花园房子既不方便也不够居住。在1945年夏末，另在迈尔西爱路（现名茂名南路）一六三弄六号三层楼房。我租下一、二层和楼底后面小间、厨房、汽车间。

任百尊为地下工作起见，不便住家，搬来这里。田云樵同志第二次由苏北来上海时，为避免警察注意，带家属亦住进这房有一个时期。美文印刷厂印书车间负责人黄鸿泉，因当时环境与他的穿着和家里来往的人不协调，为了他的安全，只好让他受些委屈住在汽车间，我出入从不和他打招呼，邻居只知他是我朋友的亲戚。另外在上海招商局工作的爱国人士蹇人鹏（后改名晓东）也住进来，我约请了几位有职业的中青年常来一起打扑克牌玩耍，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任百尊自从我由菲律宾回国开始共同工作起，我一直在政治上掩护他、营救他，经济上帮助他，直到解放。三楼是“上海小姐”王韵梅住家。王韵梅是何许人也？

在当时上海竞选“上海小姐”时候，四川军长范绍曾加码到抛出七千银元才得胜，而使王韵梅最后得到“上海小姐”的所谓荣誉称号，实质上是侮辱妇女的一种把戏。

这种妇女不自爱，自己也不发奋图强，甘心堕落。

因此，范经常上王家，在老虎口里有人有些害怕。殊不知，虎口倒反而成为最佳的避风港。

我居住迈尔西爱路期间，曾受吴克坚同志（中共党员）指示，把我家作为碰头会的地点。吴克坚领导杨虎、郭春涛（民革中央委员），王寄一（农工党中央委员）常来我这里二楼开碰头会议。秦德君同志因送材料给他们，故每次开会她亦在场。

他们商议的内容是有关策反敌人的海、陆、空军的工作。

五、邓大姐的关怀、鼓励

1945年秋，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中共中央代表团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现在的周总理纪念馆）。当时，尊敬的邓颖超大姐曾来我家（上海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看我。并指示我很多，让我利用我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包括妇女工作、统战工作，给我莫大的鼓舞。上海弄堂房子的出入一般都走后门，大姐衣履朴素，态度镇静。这天下午她走出后门，低头沿墙漫步！我站在后门口限送大姐，心情高兴、害怕、难过——怕的是：有人盯梢；难过的是：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物，生活如此艰苦。为国家独立，妇女解放，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废寝忘食，不顾安危地奔走工作，她的神经像绷紧的弓弦，精神上分秒不得松弛！

这时期，王炳南同志也常来探望，给我和国瑛女鼓舞满多。

写到此，回想在1958年间正是我更年时期、多病。在这年深秋我从上海去广州从化疗养，见疗养同志颇多，陈同生、余心清同志也在，他们都住在疗养院（陈同生同志因事不久回沪了）。

我住在一个小丘上的一座小洋房，这屋矮小精致，四周树木很是幽静，唯窗户低有不安全之感，据说这是特别疗养处。我的三餐都由疗养院派人送，继后因过分安静和夜间怕有人从窗口爬进，遂迁进疗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