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3月,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方针。他认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使不立即索伊犁,也已稳然不可犯。这一方针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
然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主张放弃塞防以节省军费用于海防。而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认为不收复新疆将导致陕甘清军被长期牵制,且会招致英、俄的渗透。最终,左宗棠的观点得到了清廷的认同。
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确定战略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展现出了卓越的远见和深思熟虑。他提出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为清军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北后南”的战略意味着左宗棠决定首先安定北疆,但不急于攻取伊犁,而是逐步向南疆推进。这一战略选择是基于对阿古柏势力的深入分析和地理区位的考虑。阿古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疆的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其在此地的力量相对薄弱,进军难度较小。同时,北疆的乌鲁木齐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收复此地可以进一步为收复伊犁创造有利条件。
在“缓进急战”的战略中,“缓进”并不意味着拖延时间,而是积极治军,为未来的决战做好充分准备。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增强军队战斗力。他不仅对主力湘军进行了严格的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士兵,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以确保军队的士气和忠诚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逐渐壮大,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而“急战”则是考虑到国库空虚以及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由于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左宗棠决定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他要求军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准备物资
在筹备西征的过程中,左宗棠深知武器装备和粮食供应的重要性。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西征军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
首先,左宗棠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制造局”,专门负责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应对阿古柏军队的洋枪洋炮,他从广州、浙江等地调来了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制造了大量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包括仿造的德国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还有改造后的中国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西征军的战斗力。
其次,左宗棠非常注重粮食供应问题。他命令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通过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区收获了大量的粮食,基本上解决了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粮食供应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建立了四条运输路线,从甘肃河西、包头、归化、宁夏等地采购和运输军粮至新疆。此外,他还在新疆东部采买粮食,并尝试向俄国人购买粮食。虽然关于这部分粮食的来源存在争议,但左宗棠确实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粮食供应。
筹措军费
除了官方运输外,左宗棠还广泛设立运粮台站,并借用民力进行节节转运。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还减轻了军队的负担。
1876年,随着收复新疆的战争一触即发,军费问题成为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仅仅依靠各省关协饷根本无法解决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左宗棠决定采取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军费。他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的旧例,向朝廷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沈葆桢的反对,使得借款计划一度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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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番波折和协商,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并准许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然而,这些资金仍然无法满足西征军的全部需求,经费短缺问题依然严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次为西征军借洋款。1877年、1878年和1881年,他分别向洋商借款,总计在1874年至1881年间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此外,他还向华商借款846万两,以进一步缓解军费压力。
克复北疆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举行庄严的祭旗仪式,标志着他正式出兵收复新疆。他坐镇肃州,精心策划并指挥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左宗棠命令刘锦棠和金顺分别率领两路大军,先后出关,向新疆进发。
考虑到新疆地区饮水困难的实际情况,左宗棠采取了巧妙的策略。他将大军分成千人一队,每隔一天进发一队,以确保每队都能得到充足的饮水和补给。刘锦棠率领的北路军从肃州出发,经过长途跋涉,顺利进入了哈密。金顺则率领南路军,与刘锦棠在哈密会合。
在哈密,刘锦棠的部队将之前从肃州等地陆续运来的军粮进行再次转运,翻越了险峻的东天山九曲险道,将这些宝贵的物资分运到了巴里坤和古城等地。这些军粮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就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这一战略要地的占领,为收复乌鲁木齐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8月,刘锦棠和金顺两军协同作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攻下了乌鲁木齐外围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虎、马人得见势不妙,弃乌鲁木齐而逃。刘锦棠则兵不血刃地收复了乌鲁木齐(8月18日)。紧接着,金顺进占了昌吉,而荣全在刘锦棠的协助下也攻克了玛纳斯城。
打开南疆
在收复北疆后,左宗棠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南疆,准备进一步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作为南疆的战略要地,对于整个战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左宗棠深知南疆战役的艰巨性,他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求成,要稳扎稳打。同时,他精心布置了三路进军计划,命令金顺留守乌鲁木齐,而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全权负责南疆的收复工作。
1877年4月,刘锦棠率领大军出击,迅速收复了达坂城和托克逊城。与此同时,徐占彪与张曜也在盐池会师,成功攻克了吐鲁番的门户七克腾木。阿古柏见势不妙,只好放弃吐鲁番,逃往焉耆,只留下其幼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然而,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军迅速合击,又收复了吐鲁番。
阿古柏见通往南疆的门户已经被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便服毒自杀(也有说法是被毒杀)。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为了争权夺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并率领残部逃往喀什。而白彦虎则率领余众逃窜到了开都河一带。
然而,在清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英使威妥玛多次对清廷进行恫吓,并试图阻挠清军的进军。此时,他又劝清廷停止进军,将阿古柏势力认作藩属。同时,海防派也在朝廷中运作,试图阻止清军的收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