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文革&rdo;前后母亲工作证上的照片。
戴学庐又问道:&ldo;这就是你的阶级立场?为一个反革命做的决定?&rdo;
查医生回答得很简单:&ldo;我说过了,我是一个医生,我做的是医疗诊断。&rdo;
查医生的个子很小,她似乎消失在造反派的包围之中。医务室沉默下来,人头济济,却看不见查医生的身影。医务室里听不见声音。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每一声呼吸似乎都让人听见了喘息和心跳的声音。我害怕极了,几乎要大声地叫喊出来,但是我不敢。当戴学庐再一次质问查医生的时候,他的声音竟像一颗炸弹似地炸出了响声。我躲在角落里吓得哭出了声音。没有人理睬我。
戴学庐这样说道:&ldo;你敢给她开病假吗?&rdo;
查医生说:&ldo;我没有权利给她开病假,但是,我会写下我的诊断和医疗建议。&rdo;
&ldo;什么建议?&rdo;
&ldo;一个月的卧床休息。如果她继续出血不止,是要造成死亡的。&rdo;
戴学庐他们依然站在那里,依然什么都不说,依然咄咄逼人地看着查医生。查医生在众人的逼视下,停顿了一会儿,她开始动作,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点声响,都让这小小的医务室充满了战争的气氛。我看着查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了巴掌大小的病历卡,我想那是多么恐怖的时刻啊,有多少人能跨越这片沉默,又有多少人敢面对这样的注视?这几乎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在为一个反革命说话。查医生低头在写着,那蘸水笔似乎老是漏水,查医生不停地在墨水瓶的瓶口上舔笔。很短的几句诊断,似乎写了很长的时间,任何一次舔笔的停顿,都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查医生终于写下了她原来就打算写的东西。
在黑暗的年代,在那么恐怖的瞬间,谁还敢想象,生活中竟还有像邝医生和查医生这些有良心、有人道的医生。母亲得到了抢救,也得到了一个月卧床休息的病假。
母亲活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收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收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的两万美元的奖学金。拿着它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母亲说。这时候的她,已经病得很重,类风湿关节炎使她行动困难,常常在疼痛的时候叫喊着:&ldo;活着,真是折磨人啊,我怎么还不死呢?&rdo;我没有劝她,但是听她叫喊的时候,有一份犯罪感,我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跑到美国去呢?但是,最让我说不出口的是,申请去美国,是我和母亲吵架吵出来的结果。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只留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朋友来看我,还没有来得及敲我家门的时候,只听见我和母亲一个比一个嗓门大地在那里叫喊着。母亲说:&ldo;你就是存心要气死我,这样,你就快乐满意了。&rdo;这不纯粹是胡说吗?我愤怒地回答她:&ldo;是你存心要气死我!&rdo;
朋友说:&ldo;你算个什么东西?气死了你又怎么样?你们家老太太是多好的一个人,有学问,又坚强又正派。这么好的母亲,你跟她吵什么?将来你会后悔的。&rdo;
还没有等到将来,在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我就后悔了。
但是,我没有一点恶意,却又无法控制自己,实在是我和母亲的个性差异太大,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太相像,我们都太独立了。两个绝对独立的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小小的空间里,&ldo;战争&rdo;爆发了。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也跟母亲说:&ldo;你就不要管我的事情,相信我会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的。&rdo;从小就没有人管我,我在散漫中长大,在肆无忌惮中学会读书。读小学时,母亲常常在农村搞&ldo;四清&rdo;,放了学,不在外面玩到天黑,我是绝对不回家的。&ldo;文革&rdo;中,母亲被关起来了,然后,我到江西插队,在那里待了九年。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从江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以后,寒暑假很少回家,我已经不习惯和别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和母亲的性格完全相反,她的生活有规律,有原则,她非常坚强。而我则是散漫,感情用事,性格脆弱。母亲喜欢早起早睡,而我是白天睡觉,晚上看书,用母亲的话说,到了晚上我就成了&ldo;活神仙&rdo;。母亲热情帮助任何有求于她的人,别人对我从小的评语就是不合群。总之,除了喜欢读书,我和她什么都是相反的。
当我离开中国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份思念越来越深。这是我在纽约的中国合美国朋友,我们在一起拍摄照片。摄影机后面手拿拍板的是我。摄于一九九二年
母亲常常感慨地说:&ldo;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rdo;
夜里,我又在那里看书了,母亲说:&ldo;祖宗啊,把灯关了好吧?&rdo;
&ldo;以后家里的电费,由我来出就是了。&rdo;
&ldo;不是电费问题,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rdo;母亲突然大声地说道,&ldo;你有本事跟我争什么电费,你怎么没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rdo;
&ldo;你怎么没有本事,让电影局给你分房子?你这样的局级干部,至少也得有两房一厅。哪里有像我们家的,就住这么一个二十八平米的小间?&rdo;
&ldo;我住这么一小间就够了。你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