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沿着北京的街道,那街道的尽头一直通到中组部的招待所。这条大街每每在大风里,就显得那么荒凉,不见人迹。风越刮越大,几乎要把我刮跑。下了车,我拔脚就逃,顺着风往前跑去。就像有人在身后追赶我,即使是白天,我依然感觉到一种惧怕。我拿着父亲的小说,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还是像要找个地方把它&ldo;窝赃&rdo;起来似的。一直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才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中组部招待所看门的拦住我,恶狠狠地问道:&ldo;干什么的?&rdo;&ldo;找人。&rdo;&ldo;找谁?&rdo;&ldo;周扬伯伯。&rdo;&ldo;你是什么人?&rdo;&ldo;我是彭柏山的女儿。&rdo;
说完以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几乎是在我这一辈子,在我整整二十六年的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大声地向人们宣称父亲的名字,宣称我是他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乐,一种沦落在灾难中的快乐,我对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敌意地注视着看门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ldo;彭柏山&rdo;是谁。他让我站在风里,往里面打电话。等他转身出来的时候,态度和悦多了。他给我指路,告诉我周扬住在哪一栋小楼里。
走到那里的时候,周扬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等我了。
周扬第一句话问我:&ldo;你父亲还好吗?&rdo;
我说:&ldo;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农学院。&rdo;
可以看出周扬惊讶的神情,他停顿了一会儿,掉过头,回避了我的目光,他说:&ldo;我,我不知道……他……已经……&rdo;
然后,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ldo;胡风反革命集团&rdo;的运动里,周扬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可是看着眼前的他,神态稍稍显得呆滞,他望着墙壁,似乎不愿意和我把话题继续下去。也许他把我看成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打破这么难堪的沉默。停顿了有那么一会儿,周扬又问我:&ldo;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rdo;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书稿的手抄本:&ldo;这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妈妈说您过去读过。&rdo;
周扬诚恳地抬头看着我,慢慢地说道:&ldo;我记不得了。&rdo;
&ldo;妈妈问您,能不能帮助爸爸把书出版了。&rdo;
&ldo;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但是,告诉你妈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rdo;
话虽不多,但是,难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动了,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虽然是那么无力,我却听见了一份内疚和一份真诚。我也开始像母亲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来,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打发,也很容易被满足的。后来,我们还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周扬已经答应帮助出书,这足以让我把快乐传达给妈妈,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的那份神情,她会快乐得睡不着觉,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别人面前夸奖我的能干。总之,一份可能到达彼岸的快乐。
不久,像周扬自己说的那样,他把书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韦君宜社长推荐了爸爸的小说。
有再多的快乐,记忆中的北京,还是灰蒙蒙的。即使在过年的时候,厚厚的爆竹的纸屑在昏黄的路灯下飘舞。一九八一年的除夕,我朝胡风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梦里,当一个一个人都死去以后,我竟然能沿着一条路,踏上去他们家的道路。我从来不敢想象,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胡风这个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样,是可以张口说出来的。没有。从来没有敢这么去想象。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可是当我一脚踏进屋子的时候,我竟是走在自己遥遥的归途之中。连同他们的家具,都和我们家的一样,散发出一阵阵的霉味,墙角、板壁的缝隙中落满了灰尘。这些破家具是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对她的儿子老三‐‐张晓山说:&ldo;带小莲去看看。&rdo;
我没有太明白&ldo;去看看&rdo;什么意思,去看什么呢?我和晓山经过漆黑的过道,慢慢地推开了一扇门。&ldo;吱咯&rdo;一声,门开了。晓山脚步轻轻地走向一个非常苍老的人,那竟是胡风伯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胡风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个高大骄傲的人,可是刹那间,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迟钝的老人。这,是他吗?
晓山几乎是贴着胡风伯伯的耳朵在说什么。我站在他的身后,努力听着,但是就是听不见。接着,晓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让我过去。旧窗帘把窗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什么光线都泄不进来。胡风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ldo;胡风伯伯,您好!&rdo;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挺直着腰板坐着,两眼像瞳孔放大一样地凝视着我。他像个巨大的雕像,苍白的脸。占据了他脸部一半的是他的额头。他不说话,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瞳孔开始发亮,像被火点着似的。我想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干涩得难以开口。晓山笑着,大声地跟父亲说:&ldo;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儿啊!&rdo;
一九七八年我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离开江西农村时,赶到湖南老家看望还戴着&ldo;坏分子&rdo;帽子的二伯伯彭象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