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主教都对自己委任的牧师拥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支配权;而每个主教派教会的教士们,连同它的独立的教区各自形成一个永久性的正常的社会;而君士坦丁堡和迦太基的大教堂都维持着一个拥有500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1构。由于当时迷信盛行,把犹太教或异教圣书中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他们的职位和人数都在不自觉中迅速增加了。大队大队的执事、副执事、侍僧、祓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看门人等都各自在自己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势和光彩。教士的称号和特权还常被推而广之授给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皇权的虔诚的教友。曾有600名parabolani,或称云游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1100名piatae,或称堀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布满了,整个淹没了,基督教世界。
3米兰敕令的颁布使教会的收入和安宁都有了保障。基督教教徒不仅重新获得了被戴克里先的迫害政策夺去的土地和房屋,而且对他们在行政官员的默许下一直占有的财产也从此具有了真正的主权。在基督教已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以后,全国的教士马上便有权正大光明地要求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费:而对一般人民来说,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可能倒使他们摆脱掉了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加之于他们的更沉重的负担。然而随着基督教的日益壮大,它的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士队伍仍只能依靠信徒们的供奉才能维持生活并富裕起来。在米兰敕令已发布8年之后,君士坦丁又公开许可他的全部臣民可自由地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神圣的基督教会;这样便使得信徒们在活着时候因生活奢侈或贪心而受到约制的对宗教的慷慨在临死时候便如潮水般一起发泄出来。有钱的基督教徒免不了跟着学习他们的君王的榜样。
一位虽然富有,但并没有世袭遗产的专制君王,有可能不论如何行善也没有善果;君士坦丁不免过于轻信,以为如果他牺牲勤劳的人的利益来养活一帮闲人,并把共和国的财富全分给圣徒们就可以得到上天的恩宠了。那个将马克森提乌斯的头带到非洲去的使臣可能还受皇帝之托带着给迦太基主教克基利安的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福尔或18000镑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们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随着他的宗教热情和他的罪恶行径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配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而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的便都将受到他们的君王的特殊宠爱。从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160名地方教会监督人或牧师。100名执事、40名女执事、90名副执事、110名读经师、25名领唱人,以及100名看门人;总数为525人。这个略加压缩的数字是皇帝为了缓解教会的困难亲自定下的。因许多原因教会原来都负债累累,还借高利贷,形成更上层机构的重大负担。
页面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全可以清楚看到一位年已衰迈的皇帝要想与完美的古代建树争雄而显露出来的只图眩耀的宗教热忱。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但也有的两边涨出而形成圆顶建筑,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纽斯的雪松;屋顶上铺的可能是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则都用色彩斑驳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最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而这华贵的宏伟永远是靠地产投入作为它的牢固的基础的。在从君士坦丁的统治到查士丁尼的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1800座教堂由于不停地得到皇帝和人民赠与的不容侵犯的财富而日益富有起来。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镑,这样可以使他们和富人和穷人保持差不多相等的距离,但他们的财富的标准却随着他们所管1辖的城市的升级和繁荣而无形中提高了。一份虽不完整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几个省的三座罗马长方形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iddot;拉特兰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它们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将生产22000金币,或12000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贾士丁尼时代,主教们便早已不再得到,或实际已不配得到他们的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了。
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分为四部分,一部分主教自己支配,一部分归下级教士,一部分救济穷人,一部分用于公众礼拜费用;对这项神圣的委托有无舞弊情况经常受到严格的核查。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章向国家缴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塞萨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宗教大会提出的希望全部减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不成熟,终于被君士坦丁的儿子拒绝了。
4在民事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的拉丁地区的1教士们作为君士坦丁赐与他们的礼物,感激地接受了这独立的司法权力,而这实际却是时间、偶然机遇以及他们自己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一些基督教皇帝的慷慨实际却也曾赐与他们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得以保住,并进2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地位。1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并实际做到,仅由同僚对他进行审判的无比宝贵的特权;即使是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是由同教的弟兄们组成的宗教会议来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有个人仇恨或宗教思想不能相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或甚至公然偏袒的。然而,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某些人消遥法外更为有害,他曾公开宣称,如果1所有来自梵蒂冈的历史资料全都有理由让人觉得可疑;但这些租税清单却似确为古物而较为可信;至少很明显,如果确系伪造,那它也是在教皇贪婪的目标还只限于庄园,尚未转向王国的时代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