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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1页）

现在轮到皇帝尽其职责将这次宗教会议的决议付诸行动了。各个角落的圣像都被摧毁，代之以世俗绘画。观赏用的装饰画如今同样装饰着世俗建筑物和教堂，其中既有以动植物为主题的，也有皇帝在战争和狩猎场面中的肖像，还有荣耀皇帝的戏剧化和赛车竞技的场景。世俗艺术与基督教艺术一直并存于拜占廷帝国大部分地区，这种情况比一般想象中的更普遍。[81]从此以后，只有颂扬皇帝和帝国的绘画，即有皇帝形象的画才能被描绘。君士坦丁五世的敌视政策并不是指向这类艺术，而只是指向宗教艺术及其鼓励这种艺术的思想，皇帝的直接目的就是铲除这两者。他在教会大会决议的支持下，认为自己拥有基督教教会权力，因此要用刀剑和烈火完成其使命。

强烈的破坏欲遭遇到同样强烈的信仰上的反抗，接踵而至的是残酷的斗争，这在60年代达到了顶点。崇拜圣像的反对派团结在小亚细亚奥克辛提乌斯山修道院院长斯蒂芬（stephen）周围，他在各个阶层的民众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皇帝试图强迫斯蒂芬放弃抵抗，765年11月，后者在君士坦丁堡大街上被狂热的暴徒打死并撕成了碎片，成为殉道者。[82]然而，反对皇帝统治的不满情绪则在扩散，766年8月，皇帝下令处死19名高级官吏和军官，这个事件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这些被处死的人中包括海军舰队总指挥、皇帝近卫军队长、奥普西金军区伯爵、色雷斯军区&ldo;将军&rdo;和西西里军区&ldo;将军&rdo;。然而，对毁坏圣像政策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于修道院界，对修道士的惩罚特别残酷。对崇拜圣像派的惩罚越来越变成对修道生活的讨伐，这个政策显然在小亚细亚和首都部分民众中得到更多支持。对修道士的惩罚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崇拜圣像派的同情，而且因为他们只是修道士，他们被迫宣布放弃其修道生活方式。修道院或被关闭，或被改建为兵营、公共浴池和类似的公共建筑，他们的大量财产被皇帝没收。毁坏圣像运动在其鼎盛时期是与反对拜占廷修道院生活及其强大的修道院机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83]

君士坦丁五世政策的强硬特点反映在色雷斯松军区将军米哈伊尔（i插ella插nodran）这位皇帝最热情的支持者的行动中，他强令其军区的修道士在放弃修道誓约并结婚还俗和受到瞽目及流放之间做出选择。[84]修道士四处逃亡避难，迁徙流浪之风盛行，特别是逃往意大利南部地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修道院和学校，因此形成了新的希腊文化中心。在拜占廷帝国，毁坏圣像运动迅速发展到其最高潮。皇帝在其毁坏圣像行动中比754年宗教会议决议走得更远，他甚至公开脱离了会议各项决议。他拒绝圣像和圣物，禁止崇拜圣人和圣母。这些的确是他激进的发明创造，如果君士坦丁五世的工作没有因为其去世而瓦解的话，那么拜占廷宗教生活可能就要经历完全不同的变化。

君士坦丁五世的暴力统治被后人看作是绝对的恐怖时代。君士坦丁五世的名字在几个世纪里都伴随着巨大的仇恨，正统教派恢复以后，他的尸体被清除出圣使徒教堂。但是，对其军事上的成功和英雄行为的回忆却长存不衰。9世纪初，当拜占廷帝国遭到保加尔人的痛苦压迫时，绝望的民众纷纷聚集到君士坦丁五世的墓前，恳求这位已故皇帝重归故里，在关键的时候拯救他们。

[1]以下1个段落是本书1969年英文版的新增内容。

第四节　毁坏圣像运动的衰落和崇拜圣像的恢复

利奥四世短暂的统治（775～780年在位）是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毁坏圣像最高潮向伊琳尼统治时期恢复圣像崇拜转变的过渡阶段。利奥四世是君士坦丁五世与其第一位妻子哈扎尔公主的儿子，他生性是个谦虚的人。停止对崇拜圣母的攻击，君士坦丁五世在其毁坏圣像运动第二阶段采取的反修道院政策也被取消了。新皇帝毫不犹豫地任命修道士担任最重要的主教职务。[85]但是，他还不能一下子&ldo;改头换面&rdo;，他还继续沿袭传统的毁坏圣像政策，于780年对几个在政策上坚持圣像崇拜的高级官员进行鞭打惩罚或关入监狱。这些惩罚与君士坦丁五世实施的惩罚相比就显得相当温和了，而且这是利奥四世统治期间记载下的迫害圣像崇拜者的仅有案例。[86]利奥四世统治期间继续施行的少量毁坏圣像政策措施是对君士坦丁五世极端政策的自然反弹，而利奥四世那位性格强悍的伊琳尼皇后的影响也必须考虑进来，她来自崇拜圣像之乡的雅典，是个虔诚的圣像崇拜者。

图24　两只用于献祭的牛羊，5世纪中期完成的插图。引自梵蒂冈图书馆拉丁手抄本3225号皇帝的两个兄弟尼基弗鲁斯和赫里斯多佛（chrisher）曾于769年接受了恺撒称号，而另两个兄弟尼西塔斯和安塞姆斯（anthi）也在君士坦丁五世生前被授予&ldo;大贵族&rdo;称号，利奥四世统治期间，其最小的弟弟尤多西姆斯（eudoci）也被授予同样的封号。但是这些恺撒都没有被加冕为共治皇帝和利奥四世的皇帝继承人，只有其幼子君士坦丁成为其继承人。非常重要的是，他是应军队的要求这样做的，因为军队公开要求皇帝为其子加冕。776年4月24日，利奥四世在众元老、首都民众代表、各个地方军队和臣民的一再请求下将其子加冕为皇帝[87]，这显然是为了顺应民众的意愿，这是对公开明确认定的新加冕皇帝作为皇帝继承人的效忠。这种依靠民众支持的趋势成为其统治的特点，可能也是对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独裁专制统治的反弹。民众参与选择新皇帝或任命共治皇帝在拜占廷帝国通常是通过民众和军队在其实际加冕后立即对其山呼万岁的形式来表达的。然而，利奥设法使他对皇帝继承人的确定表现为对民众意愿的认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不仅通常法定的咨询团体如元老院、民众和军队，而且还有君士坦丁堡工商界的代表参与决策。当然，当军队要求加冕皇帝的儿子为皇帝时，可以认为他们只是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自君士坦丁四世时期以来，拜占廷军队在参与选择决定皇帝事务上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正是这同一支军队恰好在100年前积极反对皇帝把其兄弟们排斥在继承人之外（参见第99页）。惟一的不可分割的统治权力以及只限于皇帝长子拥有继承权的这一原则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这个制度尚未完全为拜占廷人所接受，因此，无论是军队表示对皇帝自然继承人的青睐，还是成文的效忠声明还是必要的。支持恺撒尼基弗鲁斯的反叛阴谋在酝酿中，这个宫廷政变被及时发现，参与此事的官吏都被流放到车绳。在这个事件中，利奥四世再次使其政策设计更符合公众意愿。他在马格诺拉皇宫召集了一次&ldo;沉默的&rdo;会议，把对宫廷阴谋的指控提交会议，要求与会者对叛逆罪行做出审判。[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