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定主意的事就立刻去做,他的执行力正在于此。
尹副官抱着饭盒回来时,杜聿明已经自行翻找出了一件长衫,阮静秋避无可避,不得不亲自动手帮他系上了侧襟的几个盘扣。他于是有点责怪地看着她,眼神里很有些埋怨,好像她真有那个本事拦得住他家长官一样。至于午饭,杜聿明自然也不吃了,尹副官抱着饭盒钻进前座,他则坐在后排,而后又向她一招手:“你也上车。”
阮静秋呆滞——毕竟此前哪支部队的军医也没有和长官一起挤后排的先例。
他看她犹犹豫豫的,反而展颜笑了:“你们一个个嘴上不说,但心里多半都在埋怨我专断任性。你是医生,就负责监督我。要是我真的不顾身体,肆意妄为,你随时可以把我五花大绑,押回医院。”
听他说得夸张,她忍不住发笑。这样一来,车里的气氛也不那么尴尬了,她问他想去哪儿,他想了想,只让司机在城里随便转悠,而后先和她说起了话。
“你上次写的材料,总裁已经看过了。”他说,“他很感兴趣,只不过行程匆忙,没有顾得上召见。”
她讪讪地:“幸好他没有召见我,不然他肯定会失望于这份材料和写材料的人怎么有如此大的差别。”
他笑道:“那可未必。熊主任也很缺人手,每次来开会,总是旁敲侧击地想从我这里挖一些人才去给他帮忙。你去他的经济委员会工作一阵怎么样?”
她的脸立刻成了苦瓜:“我不行呀,那篇材料都是两位参谋的功劳,我只做了一点小事。我只是个医生,除了治病救人,别的什么都不会。”
他停顿了一下,应道:“也是。军医处人手不算充裕,如果把你调走,张主任就要来找我的麻烦了。”
她总算松了口气。
司机是聪明人,她瞧得出这是往长沼公园去的方向。不过,这辆车子就不那么聪明了,拐过一个路口后,突然颤动几下,停在了原地。司机下车捣鼓了一阵,抱歉地说道:“长官,有个零件坏了,恐怕要回司令部去取。”
早年间二百师初创、机械化装备刚刚配发的时候,大伙曾为这些西洋玩意儿犯过很大的愁。她这个医生在这方面一点忙也帮不上,于是许多时候,都只能和其他人一样寄希望于长官们埋头在机械里研究的身影。杜聿明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二百师乃至,一切举动的实际目的恐怕都是为了削弱杜聿明及远征军系统在东北的影响。郑洞国、廖耀湘等还需要留作倚仗,余下的人事变动归根究底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保密局没道理事事对参谋总长言听计从,实际的授意者只可能是他的那位蒋校长。多么讽刺啊,他的学生分明正为他在冰天雪地里耗尽心血,他想的却是怕他“占山为王”!
她愤怒之余,更觉得背后冷汗涔涔,意识到这场暗涌并不只针对杜聿明,恐怕整个五军、远征军系统乃至何应钦系,都已被摆在了东北的砧板上。无论是仍在作战一线奔忙的郑洞国、廖耀湘、及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还是一个曾和他打过交道的普通文员,都有可能被视为他的“党羽”。他们或许也将面临类似的审问与圈套,只要稍有不察,所答的内容就将被断章取义和曲解,最终用来坐实他在东北的野心和贪婪。他人在病中,又远离了风暴中心,对此恐怕一无所知,哪有工夫应对抵挡?罪名一旦坐实,他又将面临什么?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她从未像今天这样遗憾和懊悔自己怎么没能多读些历史,好记清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否、又是如何捱过了这样巨大的危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应当是平安脱身了的,否则不会最终成为东北与华东的“救火队长”,使决定性的两大战场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但她更怕,怕他拖着病体又遭受打击与折磨,怕有心之人的构陷与旧日恩师的猜忌虽未见得会置他于死地,却将击垮他的尊严和信仰。如今她已经身在牢狱之中,既然暂时无法逃脱,她至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起先她想,无论说什么都是错,那就一句话也不说,即使他们想要罗织罪名,也没有道理把一个不说话的人长久地关在牢房里。于是,她和这些保密局的人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比拼谁更有耐性。这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不见天日,手表等随身物品也被他们搜走,因此根本不知道被关押了多少天。无奈之下,她只好暂且按他们送饭的时间,结合自己肚子咕咕叫的时间长短来推算,大概他们一天会来送两次食物,那就把这两次送饭连同间隔的时间算作一整天。期间,他们每隔一两天会派人来,照旧是之前那些问题,她闭着眼睛不搭理他们,他们倒也从不追问,放下食物,又把门严严实实地锁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五天或者更久,在她已经不太数得清日子,人也快要闷得发疯的时候,隔壁房间忽然搬来了一位狱友。她所在的这间囚室应该和一些重刑犯有一定距离,头次来到这里,她被惨叫声吓得两腿打颤,后来住进囚室,反而没有再听过犯人受刑时的声响。这位狱友则是与镣铐拖地的声音一同现身,她循声从床板上爬起来,把耳朵贴在门上,从对方的说话声中听出,对方应该是一位年岁不大的姑娘。
隔开两间囚室的墙壁下方,有一个平时被砖块遮掩住的,只有一根手指头那么大的窟窿。等到大概入夜,走廊上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她试图和这位新来的邻居说话,对方也传来了回应——阮静秋这才发现,她还没满十八岁,是沈阳的一名大学生。
结合她身上的镣铐与刑具,阮静秋对她的身份与身陷囹圄的缘由有了一些初步的猜测。她悄声问:“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
她的邻居用着尚有些孩子气的嗓音,坦荡又骄傲地回答:“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阮静秋沉默了片刻,心中肃然起敬——这正是后世人们所传颂与敬佩的先驱者,年轻、坚定,甘愿为自己的理想奉献牺牲。她也意识到,镣铐恐怕只是这些人给她的“前菜”,她的身份与她的理想意味着她将在这里遭受更严厉的刑罚和拷问。这对比是鲜明无疑的,国军内部争名逐利、党同伐异,人人嘴上说着主义,心中全是私欲;而这么一位年轻的学生,却甘愿为理想和信仰与毫无人性的刑罚相对抗。她多么敬佩这位姑娘,多么想要给她加油鼓劲!可她要救人、要脱身,要把信息传到杜聿明那里去,就不能让自己被特务们视作同党,因此她什么也不能说,甚至不能告诉她,她的理想将在不久的未来大获全胜,她所盼望的人人平等的国家很快就要建立,几十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过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生活。她思来想去,只能劝她爱惜自己、坚强活着,只要多活一天,离她梦想的未来就能再近一点。她说道:“理想是很重要,可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失去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你年纪这样小,又是难得的大学生,日后学成报效,有很多机会可以造福他人。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也曾有过很好的机会读书,要不是放下书本来做了医生,兴许我还在校园里呢。因此,我对你很羡慕呀。”
她笑一笑,答道:“我正是因为读了书,才发现人人都有责任、义务作出改变,人人都应该站出来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话。假如都想着‘眼前’,‘当下’和‘自己’,而去忍受这荒诞腐朽的现实的话,国家怎么可能真正强大呢?因此,即使力量很微小,我也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才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希望。”
即使在许多观点上未必能达成一致,但两人成为了这困境当中彼此唯一的朋友。她说起了自己带领沈阳几所大学的学生们一同走上街头反对战争的经历,阮静秋也和她提及了自己留洋期间,在国外读过的书和一些见闻。每日的时间计量单位变成了门外的呼喝声,特务们的严刑拷问日复一日地持续,她几乎每天都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囚室被带出去,大半天后再皮开肉绽、气若游丝地被扔回囚室里。阮静秋对此所发出的抗议与威胁于事无补,她只能眼睁睁地从门上的小窗看着她备受折磨。她想人所能承受的痛苦总是有极限的,但这样的极限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女孩儿身上似乎有着无限高的阈值,甚至于,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她还总能听见隔壁传来她轻轻哼唱国际歌的声音。这是穿越时空以来,她所近距离接触到的办事,例行询问。”
廖耀湘冷笑道:“自从他到任,我足足等了半个月,也没有等来‘例行询问’,你们反倒有闲工夫去向一个弱女子拷问我廖某人的“贪腐”。我要是不来,你们必定要屈打成招!”
滕骥赔着笑答:“廖长官,这都是误会。先前杜长官主政东北的时候,和保密局一向合作紧密,戴局长在世时,也和杜长官私交甚笃。”
“尔后你们就翻脸不认人,为了讨好陈诚而开始攀咬他了。”廖耀湘不想再和他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隔着一双金丝眼镜,他的双眼已牢牢盯住了那片陈旧的地毯,“我再问一遍,阮医生在哪儿?”
滕骥说:“我这就叫他们把人带过来,您少坐片刻。”
廖耀湘驳道:“不必,我亲自去接。”
滕骥又说:“牢房那种腌臜地方,怕弄脏您的衣裳。”
廖耀湘沉下脸色:“你要是执意阻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话刚刚落地,双方人马同时拔枪,楼梯上的两个特务指向这两位不速之客,廖耀湘身旁的敬副官则瞄准了滕骥的眉心。这个奸猾的特务头子面色难看,但显然没有在此和一位兵团司令公然交火的打算,他是个识时务的人,知道硬碰硬的结果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摆一摆手,示意几名部下放下武器,随即躬身将脚边的地毯掀了起来,露出一扇隐蔽的暗门。“卑职哪敢阻拦!”他汗涔涔地做了个手势,“廖长官这边请。”
通往地牢的门打开又关上,牢房里那些因为其他各式古怪的由头被抓进来的囚犯纷纷哭号惨叫着,向这位陌生的将军诉诸自己的痛苦和冤屈。廖耀湘眉头紧皱,东北局势风声鹤唳,他尚且如履薄冰,能救出一个人已很不易。即使这其中确还有不少含冤受诬的人,他也实在无暇顾及了。他在某一片明显是被拖拽留下的新鲜血迹前稍微停留,而后风也似的摆动脚步,穿过狭长昏暗的回廊,向着最深处的那间牢房靠近。似乎有声音从回廊尽头传来,他屏息聆听,从狰狞的男性笑声中辨认出,其中分明还夹杂着女孩儿微弱的求救和哀鸣。怒火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他加快了脚步,几乎是疾奔着冲向了走廊尽头的牢房,用力撞开了房门。
“住手——!”
牢门打开的一瞬,眼前所见的景象令他震惊地瞪大双眼,只觉愤怒与痛苦在那一瞬间贯穿了他的脊梁。他几乎如同一只暴怒的野兽般咆哮起来,双手抓起正撕扯她衣裙的两名特务,而后挥舞双拳,把他们打倒在地。两名特务口鼻流着鲜血,趴在地上连声求饶,他也仍不解气,拔枪顶住了一人的眉心:“王八蛋,老子毙了你!”
特务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个哭得语不成句,一个在旁不停地叩头,连声说着:“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滕骥这时瞅到空当,挤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廖长官,冷静,有话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