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渣上歇着睡着。也就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气球,从天空中的高远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气球,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对气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散发反革命传单的两个反动工具。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气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界地,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却望着那对气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时,我做出要去厕所的样子,离开了工地,离开了人群。
我朝着气球飘去的方向,一口气走了最少30分钟。从山顶到了荒无人烟的一条沟谷,直到确实相信,那气球已经飘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时,才停下了我的脚步。可是,就在我转身要走时,要离开山谷回到山顶时,奇迹砰的一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第22节:5寂冷的光亮(5)
我在路边的一个石头fèng里看见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如同书签,四指宽窄,一拃长短,纸板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个美丽的少妇,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开双手,一边牵各着两个孩子。那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健康可爱,背着书包,拿着玩具;而他们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台北大街,和一街两岸的高楼与路灯。就在这书签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
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当时,我对计划生育这个后来连农民都十分明了的词语,还不是十分了解,只是隐隐觉得,这个词语与生孩子有些关系。而那个年代,我们乡村也同样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的某些城市,开始有了这样的号召。所以,对计划不计划生育,我并不十分感兴趣。而只是觉得,捡到了这张卡片,证明了我对那两个气球是来自台湾反动派的一种判断;只是觉得,台湾人虽然反动,可他们大街上的丽亮和人的神情,却是超出了我的所见和想象;还有对照片上母子们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旷无人。我拿着那张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张卡片藏在雨淋不到的、别人也不能发现的一条石fèng里。虽然之后我没敢再去石fèng里看那张卡片,却已经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得要好;而我们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对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怀疑,让我想起了我那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阶级斗争,也有着一个来自台湾特务的丑恶形象。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的时候,方才突然地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渣,铁镐的把儿和我fèng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树枝一样干枯弯曲,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第23节:5寂冷的光亮(6)
就这样,在每天不干16个小时,而只上一班8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也就如此,上班、写作,写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写,上夜班了白天写。以为一切都将过去时,因为工地上忽然走了几个来自它省的工人,我又有机会在那山上,每天干上16个小时,一干半月时,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是自一天的夜半开始的。一天的夜半,已经是十二点多,忽然间,寂静的山脉工地上的大喇叭里,莫名其妙地响起了音乐,播放了豫剧《朝阳沟》。先前,那大喇叭里除了播放各种通知外,就是革命新闻和革命的京剧样板戏。可是那一夜,天空浮云,万籁俱静之时,大喇叭里竟然播放了有些靡靡之音样醉人的豫剧《朝阳沟》。我们不知道喇叭里为什么不再播放那革命的样板之戏,而改播了优美的地方戏曲。大家都怔在那儿,停了手中的活儿,都在听着《朝阳沟》中的&ot;走一步,退两步,我不如不走&ot;的优美唱段。直到后来,那些年长的工人们干着活儿,就都跟着大唱起了《朝阳沟》来。
我就是从那一夜突然意识到了豫剧之美,直到今天,还迷恋着河南的戏剧。因为那一夜,我要干上双班,16个小时,所以,第二天8点下班,回到山下水泥厂的工人宿舍区里,已经是来日的上午十点多钟。就在那宿舍街区的墙上,那一天,我看到了到处都是奇怪的标语。内容尽皆是打倒王、张、江、姚&ot;四人帮&ot;的口号。我不知道王、张、江、姚是谁,不知道&ot;四人帮&ot;是什么意味,就如不懂&ot;计划生育&ot;是什么意味一样。回到宿舍,我小心地去问我的四叔,说王、张、江、姚是谁?
四叔说王、张、江、姚是: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我知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都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想起不久之前,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山上干活,直到一周后从山上下来,才愕然听说毛主席已经死了。现在,毛主席的夫人和她的好友们,又都被抓了起来,这使我过了许久之后,才隐隐省思到世界将要发生什么变化。一场新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尽管各种革命似乎都与我无关。但在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张、江、姚的顺序,一定被谁排列错了,应该把江青的名字,排在王洪文的前边。虽然王洪文是国家副主席,可江青,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第24节:5寂冷的光亮(7)
后来的事实确是证明,中国实实确确有了新的革命。
而且革命,与我有关。
在非常偶然、普通的一天里,我正在山上干活,我的四叔急急地从山下走来,到我面前犹豫着说,你下山买票回家去吧,家里有了急事。我怔在叔的面前,有些惊慌,有些忙乱。叔看我忙乱,就取出了一封电报,默默地给我。
电报上只有简单四字:&ot;有事速回&ot;。在那个年代,电话网络,不像蛛网样罩在今天的上空,让世界变得小如手掌。而那个时候,通讯的主要方式,就是信和电报。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如亲人病重病危,或突发别的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六分钱还是八分钱,这六分、八分,是两到三个鸡蛋的价格。所以,世界上最简介的文字,自然就是电报的语言;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