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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国际军事法庭首次开庭时，世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聚坐在被告席上的一群惹人注目的前纳粹大亨身上，不少人曾把他们视为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但是，在全力组织这次对他们进行审判的盟国看来，这些人是一个曾在德国夺取政权、对邻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以所谓种族原因迫害和谋杀几百万人的犯罪阴谋集团。纽伦堡审判代表世界人民谴责纳粹分子的无耻行径，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他们犯罪的种种证据。从另一方面说，纽伦堡审判还是以后数十年在欧洲各国、首先是联邦德国继续进行的许多战犯审判的先例。审讯第一天宣读了全面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被告必须根据起诉书回答自己是否有罪。戈林的态度很引人注目，记者争相拍照。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想发表一份声明，但被法庭庭长、英国法官劳伦斯打断，而只允许他讲了一句话：&ldo;我声明，根据起诉书，我是无罪的。&rdo;

1946年3月，戈林才被准许在法庭上再次发言。他知道自己是众矢之的。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对任何被告的每一次耳语、他对面前提出的证据材料所作的每一个不以为然的、轻蔑的面部表情都会立刻受到旁听者的议论，一直要到新闻和摄影记者对这位身穿普通制眼的被告的那种有意识的登场表演感到习以为常才平息下来。但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戈林在德国的原有地位；由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都以自尽逃避了人间的惩罚，所以其他人与戈林相比，都没有他那样重要。

但是戈林在背后，在同其他被告一起吃饭时或在他的禁闭室里‐‐在那里他经常受到美国第二号心理学家g&iddot;&iddot;盖伯特博士的监视‐‐竟破口骂人：&ldo;人们现在说些什么，对我根本无所谓！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只知道他们过去是怎样说的！我知道，只要一切顺利，他们就会怎样向我们欢呼并把我们捧上天的！我对这些人是一清二楚的。&rdo;后来他又说：&ldo;对德国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儿民主我高兴的是，我用不着在外面过日子了‐‐现在我们失败了，在这种时候人们都来诽谤我们的党，而他们却力图保住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脑袋。&rdo;戈林试图对其同案被告施加影响，他的做法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被强迫单独吃饭。这使他忿懑不平，并说：&ldo;我是这批纳粹党人的头头，但这决不意味着我是最危险的。此外，上校还应考虑到，他现在是在与历史人物打交道。不论谁是谁非，我们在这里都是历史人物，而他却不过是个无名小卒。&rdo;法庭放映了德国人所犯的暴行的影片以后，戈林的态度暂时有所收敛，他对盖伯特说：&ldo;我对所有这些情况始终还是难以理解的。&rdo;他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希姆莱一手秘密干下的。

1月8日，戈林不得不静听宣读对他的起诉，其中叙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直上青云，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国的备战活动。美国起诉代表说，戈林曾是&ldo;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rdo;。起诉书谴责戈林对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对波兰和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对这两国进行经济掠夺以及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由戈林亲自签署的许多文件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筹建第一批集中营，把集中营犯人拉去充当奴隶劳工，迫害犹太人并没收犹太人的财产都被证实是由戈林所唆使的。戈林给海德里希下达的关于&ldo;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rdo;的罪恶命令表明戈林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有关系。

戈林与他选择的辩护律师奥托&iddot;施塔默尔博士进行了详谈。戈林是第一名被告，对他的辩护从3月8日开始，进行了13天。施塔默尔辩护说，戈林没有参与战争犯罪，而且对他职权以外的事件一无所知。特别是1943年后，他对希特勒的关系已冷淡，以后就更不了解情况了。博登沙茨、米尔希和其他证人在法庭上说，戈林和他们一样根本不了解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希姆莱的党卫队才会知道这些绝密细节。除了党卫队，没有人知道集中营发生的情况。此外，不论是戈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抵制希特勒。只要希特勒自己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去做，而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在双方证人的对证中，戈林的罪行只有很少几条得到证实，尽管英国代理起诉人戴维&iddot;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已经使陆军元帅阿尔伯特&iddot;凯塞林提出供词。这些供词涉及纳粹德国对华沙、鹿特丹的空袭以及戈林所指挥的德军对意大利的侵犯。

当戈林在1946年3月13日出庭时，公众对纽伦堡的战犯审判的兴趣立即达到了高潮。他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表现得很自信。他对这次出庭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他很快以追溯许多细节的杰出记忆力而使人们感到惊奇。起诉人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机智、敏锐。如果他看出自己得到了同情，他就显得坦率；如果他感到将处于困境时，他就避重就轻，例如，他公开声明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原则：

&ldo;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其不同的渊源，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体制，对某一国说来非常适合，但在另一国可能完全行不通。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时才会出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