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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欲助部长参与村里收农提回想当年跟随母亲交公粮（第1页）

赵大山平时打牌，哪里听到过这么幽默风趣的段子，一时竟忘了输赢，在酒桌上都还在回味，连夸新初这小伙子人不错，一下子就从打麻将上升到了抓工作，进行提升到对新初本人综合素质的总体评价。新初也不大喝酒，顿时没了多少言语。

分手时，赵大山还斜着那双醉醺醺的眼睛，不时回过头对新初说：“你小子还可以，今后有空喊你一起耍！”

新初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赢得的似乎并不仅仅是赵部长一人的夸赞，而是整个城东镇的认同。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从今天开始，自己就真正走进了城东镇领导干部的圈子！他把右手伸进裤兜，紧紧攥着那叠刚刚打牌赢来的纸钞，心里乐滋滋，又生出诸多感慨来：原以为写一手好文章，就可以交一堆好朋友，没想到工作几个月了理都没得哪个理，结果打了一回麻将，赢了钱不说，还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出乎意料啊！

这样连续数日，每天均有收获不等，尤其是开始前一周情况还不错，农税提留收了一大半。但据最近情况来看，进展不大，离目标任务相差甚远，这样子搞下去，肯定是交不了差的。

这天赵大山领着新初、胡军到村上召集村支两委一起开会专题研究接下来的工作。村支书袁华大致总结了前段时间工作开展情况：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农税提留全村3268人，每人187元，共计61。1116万元，已收38。5万元，占到了任务数的63%，同时历年欠款17万元，已收12万元，占任务数的70%。计划生育罚款就还有4家共8万元，已收了一半，问题不大。只是九社王大贵的媳妇怀起了，挺起个大肚子，得拉去引产。这个媳妇剽悍得很，远村近邻的都不敢惹，计生指导员讲政策来硬的，村妇女主任做思想工作来软的，结果她是软硬不吃，把这两人骂了回来。男的在火车站做装卸工，早出晚归，又故意躲着不见面，有些拿她没办法。

村主任刘诚接过话头说：“干脆就让她生下来算了，生了还可以收两万来块钱的罚款。”

赵大山立即打住他说：“关键是她天天挺起个大肚子在火车站卖菜，那里人来人往的，过路上下全都看得到，我们明晓得了都不去抓来引产，恐怕逗起群众说。老袁你莫管他的，接到讲。”

袁华接着说：“农税提留这边，应该没多大问题，合力村地处火车站，一部分人在货场的装卸队里，再不交直接扣工钱就是的，火车站的停车场，每家每户年前要分一些红，也可以扣除一部分。难收的是在城里或在外打工的那部分，目前差很大的缺口。好在大家都得回家过年，一般到了腊月底就回来，我们再集中去收。比较麻烦的是五社赵二娃两口子，自家种菜在火车站卖，按理是不缺这几个农税提留的，就是两口子不讲道理扯横经，在全村影响大，都说你们去把赵二娃家收了，我保证一分不少交齐。”

新初听了半天，这才插上话来，说了一句：“他们家有没有求村上办的事？我们上门主动帮着办了，再去收款也有个主动。”

袁华说：“应该没有吧！他家里一有点事，村上找不到我，跑到我家里都要闹麻了，我一般都是给他解决了的，他家有事还得了？”

坐在一旁的李斌大声说道：“赵部长、袁支书，各位领导请放心，我晓得他们家有事要找你们的，就这一两天。”

赵大山说：“那好吧，村上王文书今天就不下社了，把装卸队、停车场家家户户的单子理清楚，看哪些人能扣、能扣多少，就一刀儿宰了。其余的家家户户上门去收，特别是在外打工回来，大家手里多多少少都有点钱，回来一户收一户，应收尽收，收干收净，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散会。”

新初也没下社，留下来陪赵大山喝茶摆龙门阵。他倒不是想借此机会巴结领导，他这个人还没那个心眼儿。也更不是要享清闲，他从小到大都不是偷奸耍滑的人。一提农税提留，新初就感慨万千，没有了其他干部一样进村入户吆喝做催收的激情。

新初首先是羡慕，合力村的村民是多么的幸福啊：他们有装卸队，虽然是排轮次，但每月都能挣到现钱啊，莫说缴农税提留，就是想儿子超生几个也完全没问题！还有停车场，虽然停车费供村上公务开支、公务接待什么的用了不少，一年到头也分不了几个钱，但多少都是现货儿啊！更何况地处火车站，村民们就是种小菜、卖鸡蛋，一家人打杂开支也都够了。只有极个别家里全是老弱病残什么的，确实交起来有点困难，但那毕竟是少数。

羡慕之余，新初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自己家缴农税提留的往事来。

新初隐隐约约地还记得，那还是生产队集体生产的年代，大人们到队里做活路挣工分，男的叫全劳动，一天十个工分，女的称半劳动，六到八个工分不等，由生产队长或保管员来评。新初的父亲高中毕业就一直在外跑，也在生产队干活挣过工分。但由于给生产队出主意办了个粉条房，专门做豌豆粉条，他还专门负责卖到三江镇，为生产队挣了些钱，因此全队会议一致同意，给他们家一头耕牛喂养，一天算六个工分，抵了父亲没有工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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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王道渠被判刑入狱，队上的豌豆粉条房还开着，生产队长王载君从小就跟王道渠跑，交情好不说，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那头耕牛也老了，就没有收回去，工分降了点儿，一天算五个工分，才把生产队社员搁平。

一九七九年，河东乡河东坝村响应全国号召，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是包产到小组。新初家所住的下湾，大爷爷大婆婆是五保户不算，二爸王道顺一家、幺爸王道庆一家加上隔房的大爸王道平一家，一个院子四家人刚好组成一个小组，人均六分田、不到三分地，新初一家五口分田三亩、地近两亩。一个小组分得一头耕牛、拌桶一个、风车一个、锄头、镰刀、扁担等生产工具若干。那一年，新初家与队上所有家庭一样，大获丰收，除了上交公粮外，家里多分了两百多斤谷子，过了个泡和年。

第二年实行包产到户，田地按产量高低、路程远近打散了重分，亩数没有变。而农具队里上轮按组分下来剩余多少，改为三户人一套，下湾四户就多出一户来。母亲以为自己家三兄弟刚好三户人用一套农具，不料二妈胡小蝉嫌大嫂家缺劳动力，耕牛喂养不好，坚决闹着与上湾的搭伙去了。新初母亲嘴上不说，心里暗暗骂了她好几回：“你个没良心的，道渠在家的时候还给你拿少了？老二结婚娶你时，穿的新衣服还是我给你缝的呢，现在就忘了本，还说是亲兄弟这个时候靠你帮一把。”新初空了就帮母亲放牛，喂得肥溜溜的，也没有让隔房大爸王道平后悔过。

这一年，就开始交公粮，一亩交国家两百斤谷子。新初一家三亩田每年要交六百斤上好的谷子，除了上交国家的，自己还剩两千多斤，小春地里种一季小麦，口粮算是够了。新初父亲抓走的第二年，正是大战红五月的时候，母亲一场大病不起，等到幺爸把自己家的农活做完再过来帮着收割小麦时，麦粒已经开始发霉。新初家从此一年粮食不够，连续三年也没有接上。

勤劳的母亲让她的包产田地也一直都没有空着，小春在田里种一季大麦，大春又在地里种了苞谷、红苕，人间杂着吃一点，主要用来喂猪。猪卖一头的钱用来买化肥、农药、种子，还要给几个娃儿交学费，不够也就全靠那两只生蛋的老母鸡了。开始几年，交了公粮就够抵农业税了，日子还能勉强过下去。后来农业税也开始逐渐增多，尤其是村上“三提”、乡上“五统”，越提越高，越统越多。尽管后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年年下来清理检查，但农民负担是越减越重，有些“双劳动”家庭都已经吃不消了，更何况母亲一个女人还拖着四个正吃长饭的孩子？

新初母亲是个共产党员，传统思想又根深蒂固，认为自古以来农民种田就要上缴皇粮国税，此乃天经地义。虽识字不多，但农税提留上的几个汉字和数字，她却是背得滚瓜烂熟；什么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她也是弄得清清楚楚；什么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指导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路建设费，她更是记得明明白白。

新初记忆最深的就是交公粮。谷子收完晒干后，母亲总是要把留做交公粮的谷子多晒一天，用风车再车一遍，再用塑料袋扎紧码好，生怕水分多了，成色不好。

整个公社就只有茅滩头一个粮站，公粮收购又集中在那半个月。每当大队通知发出，一家人天还没亮，幺爸挑一担儿，母亲背一大袋，新初和大姐背一小袋，朝粮站奔去。一路上，男女老少，人来人往，挑的挑，背的背，抬的抬，有等级评差了骂娘的，也水分太多被退回来往回搬的。到了粮站更是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片嘈杂。

到了粮站，站在母亲后面的新初就看见那收粮员两只肥大的耳朵上别着香烟，手里拿着一根又细又长的铁戳子，大声吼道：“下一个，赶快点！”

只见一袋谷子已被一双蜡黄色的大手拖到磅秤上，那收粮员便用铁戳子往里一插，又快速收了回来，从铁戳里取出几粒黄澄澄的谷子，往嘴里一扔，“咯吱、咯吱”地嚼了几下，便大声呵斥道：“水分多了，赶快抬到一边去！”

便是交粮人不停地说着好话，继而又开始哀求，最后还是无奈地提了回来，走了不远，又开始破口大骂：“妈卖B的，尽收拾人！”

这边收粮员已开始大喊：“下一个，赶快点！”又是那一系列操作之后，大喊了一声：“二级，过磅！”

就见那交粮的老头子递上烟来，求道：“我这谷子可干着呢，都是风车车了几遍的，筛子筛了又筛，就评个一级吧！”

只听见那收粮员爱理不理，又吼了一声：“下一个，赶快点！”

终于轮到了新初母亲。幺爸把塑料袋拖到磅秤上，就开始给收粮员递烟，新初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水分太多打了回来，又担心成色不够，评不上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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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收粮员一顿常规操作之后，对母亲小声说道：“水分多了点，大姐我们是老熟人了，下次可要晒干点哈！”又大声吼了一声：“一级，过磅！”

新初终于松了口气。一家人忙着把公粮搬进粮仓，一阵下来，已是汗流浃背。新初这才看见母亲擦了擦汗水，顺手甩在地上，有些不大相信地说：“怎么水分还多了呢，可能是晚上那几袋谷子没有搬进屋，在外面扯了地气回了潮。不过今天还算顺利，这会儿回去不得走夜路。”

后来河东公社改成了河东乡，王家湾大队也改成了王家湾村，十二队叫作十二组，社员们不习惯又叫作十二社，王载君也从队长到大队长再变成了村支部书记。在新初祖祖辈辈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啥子都改了，就是农税提留没有改，而且还越缴越多，“三提五统”也变成了“三提八统”，乡上村上修公路、县上搞“标美路”建设还要额外交集资款，新初家年年交，年年欠，成了欠款户。

新初父亲第一次出狱回来，在三江镇搞建筑当“包工头”，家里过了几年好日子。可这好日子过了不到四年，又被抓了进去，而且这次打击比起第一次来更为沉重。父亲第二次被抓走后刚开始那几年，每到春节前夕，家里就有外人来要账。“包产到户”后，一年年地要账的没了，村社干部催缴农税提留又来了。新初最怕看到这些要钱的，一来为母亲担心，二来怕自己丢脸，一回家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外人看到，也生怕看到外人。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小融为此很是不解，好几回都说新初：“你这个人怪得很，一天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又不通风又不透气，你怕见得人吗？”新初无以作答。随着大姐外出打工，二姐参加了工作，后来父亲也回来了，新初母亲才还清了历欠款，不再为缴农税提留的事儿发愁。

如今，这个曾经为母亲交不起农税提留而饱受折磨、痛苦万分的新初，却成了催收农税提留的人！新初也知道，虽然母亲不再为农税提留而发愁，但为缴农税提留而发愁的却大有人在啊！他不想收，又不得不收，甚至在他参加工作之后，第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好像就是这项工作，这让他一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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